这一运思角度在与刘勰同时代的钟嵘诗论中得到了延续。一般认为，钟嵘《诗品》虽未明言宗经，却也有明显的儒学痕迹，对风雅体制的宗奉一以贯之。比如，《诗品序》中所强调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便是对荀子《乐论》以及汉人《乐记》和《毛诗序》的提炼。可见，荀子、王充等人以“气”为物质基因的宇宙构成论，实际上成为《诗品》的理论基石。而具体到对建安文学的论述，主要体现为崇尚雅正、重《风》抑《骚》的审美倾向。尤其是其中对曹植的称许，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上》)而这种以古为上的品评格调，紧密地回应了这个时代对“情兼雅怨”“怨而不怒”风格的呼唤与渴望，与刘勰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进一步奠定了“建安风骨”在古典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王李世民在平定隋末社会大动乱之后即位，逐渐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和强大的新王朝。毫无疑问，帝国的繁盛对诗歌创作与品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刚健、雄壮而又辞采华茂的诗风成为诗人自觉的追求，我们在王勃《山亭思友人序》中便可见一斑：“开辟翰苑，扫荡文场，得宫商之正律，受山川之杰气。虽陆平原、曹子建，足可以车载斗量；谢灵运、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王子安集》卷四)相应地，在“建安风骨”流变史上，唐代两个标志性人物是初唐的陈子昂与盛唐的殷璠。陈子昂最早标举“汉魏风骨”的旗帜，大声疾呼：“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将“兴寄”与“风骨”联系起来，张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达到与“建安作者相视而笑”的境界。罗宗强先生认为，这使得他所倡导的“风骨”说在继承建安诗歌慷慨苍凉的风格之外，又富于壮大高昂、寥廓雄浑的气概(《隋唐五代文学史》第8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