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永明在唐山的主要任务是搞新闻报道，为军报写简报。倪永明回忆，“（老吴）他家是丰南县农村的，女儿在唐山市里工作。我记得地震大概十多天后了，我正好要出门采访，他骑了一个自行车，拿了一个塑料袋过来了。
“他跟我说：‘我要去找我的女儿。’我问他：‘你女儿在哪里？’他说地震后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不知道怎么样了。我就跟他去了那个地方，一栋三层的房子，都扑到地上了，当兵的正在那边挖了。我问他：‘你女儿还没回来，这么久了，你还认得她吗？’他说：‘我女儿有个特征，两个辫子特别长。’
“后来挖出来了，确实有这么一个长辫子的姑娘，但是已经腐烂了。我们部队的战士就帮他把女儿抄起来，装在袋子里，老人自己拿回去安葬了。这个老乡很感激我们，他是搞灯艺的，就做了个台灯留作纪念。”在金大陆看来，这盏台灯现在成了那场灾难的一个纪念碑，提醒我们仍有那么多必须被铭记，但又无法铭记的遇难者。
三栋日本建筑没有垮，怎能不反思
尽管无法铭记每一个遇难者的姓名，但这段惨痛经历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伤痛、赞美爱和勇气的层面，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不应被遗忘。金大陆认为，40年里，“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
限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唐山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不仅拒绝了一切外援，也拒绝一切人民群众自发的内援。
更为遗憾的是，尽管1966年、1974年、1975年在河北邢台、云南大关、辽宁海城分别发生了数次强震，尤其是海城地震，伤亡人数达到了29579人，死亡2041人，但是在唐山大地震的救援过程中，仍然暴露出了经验不足和救援水平低下的问题。
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医疗团队，进入唐山时都已经错过了黄金72小时。没有专业团队，没有专业设备，解放军救人、挖掘遗体很多时候都是直接用手。“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水平、技术水平比较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