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唐山档案馆提供的档案尤为珍贵。从中课题组看到，唐山大地震救援总指挥部不断地给上海发去电报，“需要上海生产多少止痛药、净水剂、消毒片、压缩饼干、塑料袋、棉帐篷，以及导尿管等医疗器械。上海这边接到单子马上往下面工厂分配任务，像压缩饼干每天都是要上万斤，所以所有的工厂都是三班轮流转，运输车就停在工厂门口。从接到通知、组织生产、调运原料、运输，全部都记录在档案里。”
如此大量的人力物资投入生产支援，对上海本市生产生活的影响可想而知。“但是上海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唐山的灾难就是我们的灾难，唐山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一点都没有虚伪也没有夸张，当时的话语体系和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子。”
从集体的尸骸中挖掘具体的每一个人
除了从学术上考虑，希望留存下一批可供持续研究的史料外，课题组还希望通过对每一个具体参与救援以及幸存者的口述记录，复原历史的细部纹理，让每一个个人的记忆产生价值，让当年的感动也能感动今天。
今年3月16日，在上海市青浦党校，课题组见到了通过网上接力寻找到的上海籍解放军官兵其中的8位。1972年入伍、今年62岁的海军第二炮兵学院倪永明拿了一盏玻璃台灯过来，这是大地震中一位幸存者送给他的。
当时，解放军进入唐山后看到的是一片废墟，遗体遍地。“但是他们发现整个唐山没有哭声，不像想象中的哭天喊地那样。因为家家户户都有人罹难。幸存者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啊，你家还有几口啊’，挖出来的遗体就在路边、家旁边就地浅浅埋了。”
为了避免瘟疫，解放军又将这些很多都已经腐烂的遗体重新挖出来，只能用塑料袋一装，运到近郊集中掩埋。“所以后来活下来的人根本没办法知道自己的父母妻儿葬在哪里，只有一个大概的区域。”只有少数十分幸运的人，才有机缘安葬自己的亲人，比如那盏台灯原主人老吴就幸运地碰到了倪永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