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斯蒂芬·金 。我喜欢读他叙述的故事和许多人物（从《闪灵》《肖申克的救赎》《绿里奇迹》到《11 / 22 / 63》），但是，我绝不会将任何他的作品放入Western Cannon（西方正典）、World's Classics（世界经典）或者“死前必读之百种”中。 作为一个半辈子都呆在学校的人文学生，我的耳边总是回响着著名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种种唾星。在2003年，布鲁姆是这样炮轰斯蒂芬·金获奖一事的：“这是在愚化（dumb down）我们文化生活的惊人过程中的又一新低”；“不论是一句一句来看，还是一段一段来看，还是一篇一篇来看，斯蒂芬·金都是一个极其不胜任的作家”；“他的书虽然售量以百万计，但是除了让出版业维持运转外，它们对人性（humanity）毫无贡献”。对布鲁姆来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吉卜林（Kipling）的《吉姆》，为什么要读“令人无法容忍的（insufferable）”《哈利·波特》？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爱伦·坡，为什么要读“粗俗至极”的斯蒂芬·金？（斯蒂芬·金赞誉J. K.罗琳说：“小时候喜欢读《哈利·波特》的人，长大也会喜欢读斯蒂芬·金。”这话让布鲁姆毛骨悚然。）其实，我也一直是如此认为的，直到我时隔多年又重新拿起斯蒂芬·金的《论写作》。
写于他遭受一次几乎致命的车祸之后，《论写作》是斯蒂芬·金对自己写作生涯的总结陈词。漫长的手术恢复过程带来的“脑闭塞”（writer's block），使得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继续创作小说。就像所有濒于失败的小说家那样，他开始着手于最合适的一个工种——教别人如何写小说。《论写作》既是自传，也是一个小说教程；书中作者交叉使用了两种语调，一种是自述性的，一种是分析性的。想要了解他对写作的面面观，读者必须听完他叙述自己的大半生，从他的贫穷的童年一直到他如何与毒品纠缠。同时，它读起来也像是一篇对布鲁姆之类的批评家的长篇回应。对我而言，这本书解释了斯蒂芬·金为什么没有读过简·奥斯汀，为什么不是简·奥斯汀，更解释了为什么斯蒂芬·金会成为斯蒂芬·金。
生于1947年，斯蒂芬·金成长于美国底层的一个单亲家庭，大学毕业后，他当过四年洗衣工、中学保洁员以及英语老师。相比于绝大多数的作家，二十七岁就拿到了一笔二十万稿酬的他（《魔女嘉丽》），算是极其幸运的。但是他的喜好以及创作动机，就此带着永恒的底层烙印。他强调，好的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语言、主题、风格、形式、寓意等等，都是次要的装饰品，或者说，这些都是为故事服务的。受过教育的底层（the educated underclass），不需要普鲁斯特的自悲自怜，需要的是带有“嘭”（金和他的哥哥在儿童时所追寻的pow！）一声的故事。所以，好的故事要不就要有恐怖，要不就要有惊奇，实在不行，起码要有恶心至极（gross-out）。
正如他借《11 / 22 / 63》主人公之口说出的：“香烟不过是烟，故事不过是故事。本来就不需要另有深意！”哪怕，这所谓的“另有深意”，才是批评家所真正关心的。批评家总是询问，斯蒂芬·金是不是一个“严肃的（serious）”作家？“严肃”就是一个指代“关心作品中的深意”的暗语。巧妙的是， 通过实实在在地“解构”一个作家如何创造出“深意”，《论写作》给出了答案：他的小说是有深意的，而且他会在写完初稿后寻找“深意”；同时，“深意”永远是第二位的，来源于故事，并且要绝对地服务于故事。甚至，小说的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话都应该服务于故事，“删掉所有可有可无的副词”直到最好只剩下动词！用他的话说，如果在地下遇见乔治·奥威尔，他一定要追问奥威尔：“《动物庄园》到底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寓意？”
当然，“故事性”不等于“文学性”（举一近例，金庸的武侠小说不乏故事性，却几乎毫无文学性）。斯蒂芬·金的可爱在于，他不会为了批评家而矫揉造作出超出服务于故事之上的“文学性”，哪怕只是一句多余的修饰，或者一个多余的副词。然而，斯蒂芬·金又强调说，他的“故事性”，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喜悦，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治疗性质的涤荡（catharsis）。读读他是如何摆脱经年的酒醉和可卡因的，我猜这并非虚言。也许，这个世界上很少还有作家比他更“严肃地”忠于故事本身了吧？
虽然他的作品常常有关妖精鬼怪，他从来不提“灵感”。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灵感”是一种和造物主有关的神圣的存在；这和中国人常说的“述而不作”类似，“作”是来自于“神”或者“圣”。但是，作为最富灵感的作家之一，斯蒂芬·金却一丝一毫没有要把“灵感”拉离真实平面的意思。他以《魔女嘉丽》为例，把自己如何找到这个故事的过程放到了解剖台上大卸八块，然后，所有有关灵感的“神圣性”就在此中被解构无遗。
正像借自基督教的canon（原意为“宗教圣典”）一词所暗示的那样，正典统治下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现代宗教。我自创一个词，“文教”。“文学性”，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闻不着的超越性的存在，只有礼拜它的信众才能号称体验到它的存在。就像宗教自由是值得肯定的一样，“文教”作为一个以高中教师为信众主体、以大学教授为祭司、并且获得国家支持的宗教，本身并没有大错（也许我自己就一辈子都难以脱离组织）。布鲁姆的错误在于，他假设文学必须接受“文教”的教规，并且所有的美国人都应成为“文教”的教徒，不然，美国文化就是在走向愚化。《论写作》朴实地辩解道，文学完全可以有“文教”之外的“严肃性”，而社会偏底层的大众，不会、也不需要全部成为“文教”的教徒。正如马克·吐温所讽刺的那样，“经典，就是人人想读、却又没人真的读过的东西”。并不是斯蒂芬·金愚化了美国文化，而是布鲁姆忽视了一个事实：在高中教育普及之前，所有能读小说的人，某种程度上都是社会精英。
一个常常被斯蒂芬·金爱好者提及的相似案例，是查尔斯·狄更斯。狄更斯曾经被当做多产的畅销小说家而颇不受批评家待见， George Meredith这样评价道：“没有多少狄更斯的著作会长驻，因为它们脱离了生活。……如果在未来人们真的读到他的书，他们会奇怪他们到底在读些什么。”但是狄更斯的文学地位却在死后稳升不降。或许一个更贴近的例子是美国作家雷蒙·钱德勒，也许他们俩都永远不会被划入文学正典（我的耳边仿佛回响着金的声音：Who cares about the fucking canon!），《论写作》应该会和《简单的谋杀艺术》一样，成为文学批评中的两座一直可见的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