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真华也有这样的感触，他拿梁宗岱与加拿大天才诗人内利冈比。内利冈一辈子写过不到200首诗，均是在18-20岁之间完成，之后因为得了精神病戛然而止，后半辈子一直到60多岁一直在精神病院。“内利冈的疯就是梁宗岱的药。我有次参加一个研讨会提出一个观点：内利冈他疯了，这是他的选择，他无法与现实世界共处，所以他要在非理性里安全生活。梁宗岱研究药也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一种自我流放。兰波一生中也就16-19岁写了几百首诗而已，不写的原因里藏有很深刻的文化或者哲学含义。”
黄荭则从个人经验出发，称自己的成长期受梁宗岱的诗歌影响，从情绪上有紧密联系。如今教学法语站在科研第一线，深入了对梁宗岱的理解，才懂得他20多岁去西方求学，并不是一味学习西方，同时也把中国介绍给国外，治疗西方对中国的无知，有极大民族文化的自觉。“出于这样的想法梁宗岱翻译了《陶潜诗选》。事实上他还翻译了屈原、李白、庄子，他认为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多是通过《道德经》，但《道德经》的译本晦涩，翻译不尽如人意。”
梁宗岱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对真理与人生永无止境的追求、刚正无畏的高尚人格是他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创作、翻译、教学到学术研究以至后半生最后20年的制药、试药，贯穿他丰富多彩的一生，这是他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他与浮士德一样，求尽一切生命体验从而有限的生命足有无限的可能性的追求。同时他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拒绝了国民党政府的邀请。作为一名学贯东西、精通多国语言的学者，建立起了极具现代性本土性的诗歌理论批评体系。
“文革”时期
他没有选择“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