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寓言写作的角度看，郝景芳也是异常成熟的，她并不追求加缪式的前后贯通的隐喻，而是更具莫迪亚诺式的随意曲折的色彩，所以她的文本更灵动，承载了更多的情绪，将她归入类型作家，其实并不完全恰当。
但，现实条件决定，郝景芳只能从类型作家开始。
当下“严肃文学”有一套近乎僵化的标准，常阅读“专业”文学杂志的读者必然会感到，它们彼此近似、大同小异，思维深度、表现内容、写作手法高度雷同，单取其一，均可称丰赡、曲折，可集中在一起便露出马脚——它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灵魂，当小说不批判现实、不承诺突破，蜕变为互相抄袭、互相模仿的乏味的技术游戏时，那么，小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虚构的路就会越走越窄，直至让人对虚构本身是否还有意义产生怀疑。按目前这套评判体制，已扼杀了无数有才华的作家，如果没有科幻小说这一蹊径，郝景芳恐怕也会被埋没。
类型小说与严肃小说本不可分，在世界名著中，类型小说可谓多矣，可偏偏在我们的语境中，二者犹如仇敌。正是当年出于意识形态的误会，我们才将“严肃小说”奉为文学正统，过度注入资源，结果是千军万马写“严肃”，完全无视类型小说与世界的巨大差距，更麻烦的是，对“严肃小说”的拔苗助长挤压了其成长的空间，以至于《北京折叠》这样的写作反而得去套上科幻的外壳。
当然，《北京折叠》可能还暗含了另一层隐喻，即：“三空间城市”本身是科技的伟大创造，但它却又是对人性的巨大摧残，如果没有技术解决方案，老刀们本可以不必冒那么大的风险，秦天们的爱情也能圆满，当我们相信技术会扩大“人性善”时，却忽略了，它也可能成为“人性恶”的帮凶。从老刀、秦天、吴闻共同的无奈看，《北京折叠》中确实隐含着这层意思，而这恰恰是雨果奖最喜欢的主题，则郝景芳获奖，也就完全在情理之中。
图片来自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