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农民子弟的情况类似，工人子弟比例也出现了较大下降。在整个 1980 年代，北大和苏大的工人比例持续下滑。一直到1989 年以后有所上升。到20世纪末，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工人子弟比例已经超过了20%。
研究指出，这种现象与1990 年代以来工人群体的不断扩大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只占工农总体的1/3左右，到1990年代已经达到了一半，其中很多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从工农总体来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苏大自1981年以来，只有3年低于39%，1994年以后则超过45%，1999年以后更是接近50%。
这说明，中国精英教育至少在21世纪初以前，具有相当的社会流动性，起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开门”的效果。
另一方面，干部子女在高考恢复后的增长趋势非常明显。在北大，干部子女从80年代的20%多，到90年代初期的30%多，1997年则达到39.76%。苏大干部子女也在90年代增至30%多。
李中清观察到，干部的性质在这一过程发生了有趣的转变。高考恢复后，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子女占比持续降低，但企业干部子女增长迅速，到2002 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报告指出，这种现象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现实有关。
从 1952~1999 年总体看，26.2%的北大学生是干部子女，37.46%的学生是专业技术人员子女，19.97% 的学生有家长是农民，18.05%的学生有家长是工人。苏大的数据与之相似。
梁晨强调，他们的研究并非在说明中国高等教育越来越公平，而是试图证明，随着改革开放后财富不均的加剧，工农子弟的入学机会当然受到挤压，但中国的高考，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抵御了这种经济的入侵。
“西化”趋势
截至1999年，共有约6500所中学给北京大学提供过生源。其中， 7.39%的北大本科生来自排名前5的中学，占所有向北大输送学生学校总数的0.08%。占来源中学前3.08%的中学(约200所)输送了41.1%的北大学生。前5%的中学输送了50%的北大学生，前20%的中学输送了接近80%的北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