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战事严峻，当时楼内把守出入要道的警卫均被毛森换成了警备司令部的军人。到了门口，未等值勤士兵开口，压着孙曜东的张宝森主动掏出信纸，一边晃着，一边不耐烦地高声嚷道：“调案子！”刚来的士兵搞不清原委和警察局内的规矩，只当真是上头的命令，竟抬手放行。走出门口，张宝森又帮忙取来孙曜东的车钥匙，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快走！”孙曜东马上开车逃去一位朋友家暂避风头。
当天晚上，解放军正式发动总攻。24日凌晨三时许，孙曜东清楚地听到窗外的枪炮声。接着，他马上打电话给地下党的联系人。早上九点，就已按要求与联系人接头，得知解放军的进攻路线与进展。下午三点，孙曜东在时隔一天后重回市警察局，身份不再是差点被枪毙的“阶下囚”，而是成了华东军政委员会社会部副部长扬帆的“座上宾”。负责情报、政治保卫工作的扬帆，之后曾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上海解放之初，局势依旧复杂、社会秩序动荡，各类物资短缺。公安部门既要清除遗留潜伏的敌特人员，还要打击盘踞一方的江湖势力，维护社会稳定。对初来乍到的新政权来说,都是严峻挑战。有鉴于此，在饶漱石指示下，扬帆在公安局编制外成立了一个起协助作用的外围组织——情报委员会（后改为情报室），由公安局社会处（后改为政保处）第二室（后改为情报科）指导管理。情委会副主任、实际负责人便是曾亲历所谓“潘汉年、汪精卫会面”的见证人——胡均鹤。此情委会的主要职责就是利用编外人员协助建立反特情报网络，而孙曜东也在发挥着此类作用。
对当时情形，他本人有过一段生动回忆：“解放后，我基本上也是随便进出市公安局，我有一个车牌就是公安局的。可以说是非常信任我，因为他们对上海不熟啊，很多事情都要问我们，那我也是赤胆忠心的。他们那儿有个姓王的处长，每天早上八点半都来我家吃早饭，都混成这种关系了。常熟分局，就是现在的徐汇分局，我进出问都不问。每个处的处长、副处长，关系都跟自己人一样。这些都是1950年初的事情了。”
其间，除了协助接收、整顿市内秩序外，扬帆也曾派孙曜东去协助军委会联络局何以端开展工作。因此,1949年11月，他负责安排邓葆光辗转天津返沪，当面领受潘汉年、扬帆布置的机密任务。事后，孙曜东又陪他一同赴港，尝试劝说避居当地的银行家能重回上海。此外，也同邓一道利用各种关系为新政权采购、搜集各类稀缺物资，从药品到发电厂用的碳晶棒，几乎无所不包。这类人物频繁往来境内外，除了人脉优势外，也因为当时新政权外汇短缺的缘故。孙曜东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政府没钱。连我出去的钱也是自己拿的，哪有什么外汇呢。别人没有我这个条件，当时香港去全都要花港币，别人没有。刚刚解放，政府也难拿这么多港币。我自己当时这方面条件优越。”
然而，无论是邓葆光，还是孙曜东在当时都是“高辨识度”的人物，毛人凤方面很快就掌握了他们的行踪，之前对他们“投共”的怀疑也坐实了。1950年9月初，毛人凤要求邓葆光去台湾向他本人述职汇报。遭拒后，便马上下令组织暗杀。9月12日早晨，邓葆光在轩尼诗道遭特务砍杀，身中七刀，侥幸未死。得知暗杀未遂的消息后，孙曜东带着扬帆的亲笔信去香港把邓葆光一家接回上海。邓葆光见到孙曜东时曾感叹：“你命大，要不你也完了！”
解放初期，躲过特务暗算的孙曜东，也同样躲过了各类政治运动的袭扰。“三反”、“五反”之类运动从未波及他。之后，还没挨到反右运动，孙曜东就出事了。1954年“高饶事件”后，由于是饶漱石批准成立“情报委员会”，而扬帆又是实际领导者，因此受了牵连。12月31日，养病中的扬帆遭扣押并送往北京隔离审查。其主要罪名之一就是“重用、包庇和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共300余人”。四个月后，潘汉年也被逮捕。在诸多罪状中，不当使用胡均鹤、孙曜东此类“特情”人员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