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的确，大家可能都已经注意到了，国内学界与西方汉学家对宋代的认识颇不相同。这种差异的背后，是思考语境与学术脉络的不同。具体或许可以从两个角度考虑。
其一，我们对宋代的认识框架基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和反观历史的体悟；对“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学者从外在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通常没有这种内心感受。
其二，出于特定的政治文化传统，“大一统”与政权间角力的成败，是国内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学者与我们学术背景不同，更加注重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因素。凡此种种，都呈现出不同的思考方式，需要我们在更为开广的视域中相互启迪，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
我们对宋代留下的负面印象当中，最突出的，流传也最广的，可能就是“积贫积弱”这一点了。您也曾经提到，中国主要朝代的创业君主中，只有赵匡胤出身于职业军人，然而，赵宋王朝偏偏以对外军事作战不竞不振而著称。在您看来，我们该怎样看待宋代这种既 “以兵立国”又“崇文抑武”的现象呢？
邓小南： 关于“积贫积弱”，自上个世纪中期，学界一直就有这样的认识，教科书上通常也这样说。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痛感宋代是“积贫难疗”、“积弱不振”；最近几年，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讨论，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看到，在宋人的说法中，“积贫”大多是自民生角度着眼；“积弱”则是指本朝国势。而近代以来批评的“积贫积弱”，则都是针对赵宋王朝整体国力的评断：积贫，是从宋代国家财政用度出发（例如冗兵冗官冗费等）的认识；积弱，是针对其国势疲弱、备受欺凌的慨叹。这样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特征，但涵义比较含混，征诸历史事实也并不那么确切。
明史专家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针对宋代提出一个疑问，说“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重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在今人想象中，“军事上的作为”是指对外作战的成就；而在当时，五代扰攘动荡主要源自禁军，出身军事统帅的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为防范内部变乱，稳定政权，首先是要收揽军权，控御军将。太宗及其后的君主，亦竭力倡导军将循谨驯顺。就赵宋而言，“天下大势分为南北”（章如愚语），始终处在“国依兵而立” 的局势下，“兵卫者，国之爪牙”（张方平语）；正因为如此，对关系全局的爪牙之驭制一直是朝廷所不敢释怀的。
宋代文武关系的调整，主要是通过文武殊途定位实现的。一方面仰仗文臣，使其操持国柄；另一方面，则以丰厚待遇笼络武将，“依重兵而为国”（张方平语）。至于后人批评的“崇文抑武”政策，初衷是有鉴于五代局势，防范武将跋扈，保证统治安定；这一政策在民间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
宋代军事方面的问题，包括与北族政权的对峙缘起，要置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两个半世纪的长过程中观察。后晋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北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对峙线，南推到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这样的军事地理格局当然对北宋相当不利。但军力不振的关键在于最高统治层的战略决策失误，也可以说是太宗以来“守内虚外”“强干弱枝”政策以及猜忌方针带来的严重后果。就军队的作战——尤其是守御战——能力来看，实际上不似通常想象的那般不堪。许多军将士兵在艰苦卓绝的情势下，用自己的脊梁撑持着两宋的防卫格局，使当时的经济、文化能有机会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