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八姓十四君，一共只维持了五十三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不少人只不过把他当作“第六代”君主而已，认为他会像以前几个君主一样短命。但是宋朝稳定了下来。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邓小南：今天会说赵匡胤是大宋王朝的开国皇帝，但当他取代后周之际，时人可能感觉是“六代”又一短命王朝的开始。我们对当时举措的观察，也要从这里出发。
赵匡胤兄弟成长于五代，在他们之前，晚唐五代的精英人物一直在艰难地摸索解决困境的出路。无数经验教训的积累，使得调整变革的思路渐趋明晰。宋初政治领袖的贡献，正是基于一二百年间的探索，实现了王朝的稳定。朱熹曾经回顾说，太祖的做法是“先其大纲，其它节目可因则因”。当时的大纲，首先是建立“君君臣臣”的王朝政治秩序。与五代君主比较，宋太祖相对理性开明。从根本方针来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是其精神原则，“立纪纲、召和气”是其基本政策的两轴。宋初的具体做法，涉及集中兵权、财权、人事权等诸多措置，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步步为营，以较小的代价得到解决的。
中国历史上，虽然儒家文化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儒学传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政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士大夫政治”，直到北宋才出现。在您看来，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邓小南：士大夫政治形态的演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士大夫介于帝王与民庶之间，兼具读书人和官僚的双重身份，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中唐以后，这一阶层的社会构成逐渐脱离了世族背景，宋代更有许多“寒俊”侧身其间。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通过科举脱颖而出，认同儒家学说的基本价值，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用欧阳修的话说，宋代士大夫“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在正常的政治局面下，建言施政空间比较开阔。这一群体能够在国家政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也与宋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相关。
不过，对所谓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推论过远。论者经常引用文彦博“与士大夫治天下”之语，认为是反映士大夫政治成熟程度的“标志性言论”。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君臣“共有天下”，不是对国家权力共同平等的分享，充其量只是君臣“共治天下”。帝制社会的权力结构有其层次，这使得“共治”不仅可能，也有必要。
遗憾的是，通过科举得以脱颖而出的这些士大夫，一方面具有深厚的文化涵养，一方面又在无休无尽地政争，甚至发展到了贻误国事的地步。对此我们应该怎样认识？
邓小南：宋代士大夫中有许多具有深厚涵养的优秀人物，但这既未能保证宋代的政治运作始终朝向正确的方向，也未能使士大夫群体本身凝聚共识。在北宋中后期及南宋中期的政治风云中，这一群体陷入无尽的政争。这无疑与朝政趋向有关，也与窥测上意追风人物的表现相关。
北宋统治者对臣僚纠结朋党的戒惕，始料不及地促使了朋党之议的勃兴。“朋党”范畴之不确切，使其难于查实而易于被利用；同时容易激发情绪冲动，调动群体间的敌对意识，导致酷烈的派系政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君子”群中，看似水火不容的两极之间，往往具有比人们意料中更多的共通之处。无论是王安石或是司马光、二程等人，都希望“一道德以同俗”，在诠释“道德”之际，都具有依事划线的主观倾向。他们中的许多人虽欲更新时政却又热衷于各立门户，致力于制造清一色的政治局面。此后，“一道德”更成为整肃政敌的旗号。道德理想主义的诉求，本来是人文精神的反映；但要求道德学术“同于己”“定于一”，则是当时士大夫共同认识局限的表现；也正是因此导致了北宋后期士大夫群体内部深刻的分裂。而当朝廷致力于“人无异论”“议论专一”时，则无可避免地会导致思想上和现实中的专制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