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但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上也产生出一大批的庸人和狂人。只有那些很快通过制艺，在科举场上如沐春风之人，才有可能心平气顺地从事其他的事业。否则，人们一辈子都会痛苦地挣扎在科举文网中而难以自拔。纵观潘国顺的一生，他虽然碌碌无为，却心有未甘，内心深处充满了出人头地的幻想。他在《恨事》条中就写道：“千里马不逢伯乐，天上龙顿失云雨，猛老虎猝入平阳，英雄汉困于陋巷，红花女嫁与村夫，美少年娶着老媪。我本恨人，好言恨事，薄书于此，以证诸贤。”潘国顺自比为“千里马”、“天上龙”、“猛老虎”、“英雄汉”、“红花女”和“美少年”，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举步维艰，所以对社会充满了极端的怨怼，遂将这种情绪通过随笔的形式传达出来。
与生活在盛清时代的蒲松龄不同，潘国顺身处十九世纪内外交困的晚清时期，不仅二人生活的时代完全不同，而且活动的地域空间亦大相径庭。蒲松龄生活在齐鲁大地的山东淄川，而潘国顺则生长于黄山白岳之间的商贾之乡。蒲松龄的著作主要是演绎鬼神故事，生活的艰辛，科举场上的失落，似乎并未泯灭他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因此，《聊斋志异》中的诸多作品，以生花妙笔状摹情感之幽微，曲尽性与爱的缠绵悱恻，仍不乏诗情画意与浪漫情调。在他笔下，“多具人情”的花妖狐魅，实际上曲折地表达出作者的理想与愿望。而潘国顺则不同，相对而言，《扫愁帚笔谈》系属作者的游戏消遣之作，其中的绝大多数记录更具写实性，书中洋洋洒洒、笔走龙蛇的诸多细节，在在皆反映了重商背景下大、小徽州社会的沉重与阴暗，折射出科举时代一个读书人的苦闷与绝望。
在徽州，《聊斋志异》一直备受瞩目，为许多文人商贾所追捧。现存的不少笔记、文集，皆有明显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譬如，清乾嘉年间歙县人江绍莲有《聊斋志异摘抄》一书。与此差相同时，在歙县教书的淳安人方舒岩，亦著有《聊斋志异方舒岩批本》四卷，该书对《聊斋志异》作了细致的评点，并将类似的徽州故事附于相关的篇目之下。此外，嘉道年间活跃在浙西的婺源士商江南春，也数度阅读过《聊斋志异》，其人“喜其叙事详明，笔亦大雅不群”，认为该书是“真勘破人情者”。江氏后来撰成的《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未刊稿本）等，也有模仿《聊斋志异》的痕迹。
不过，《聊斋志异》“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蒲松龄笔下从书箱里爬出的“蛰龙”，摹绘如生，亦真亦幻，颇富童话色彩，其间的遐思妙想，予人以一种莫名的神秘之感；而潘氏砚端其状“如丝”的“困龙”，则折射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庸人臆想与喧嚣尘世的狂躁。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激烈的生存竞争，使得整个社会似乎都充满了自觉怀才不遇者，到处皆飘荡着壮志难伸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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