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聊斋志异》之创作，蒲松龄在《自序》中这样写道：
……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无独有偶，《扫愁帚笔谈丛录自叙》亦曰：
……维时雨晦灯昏，风萧夜静，醉浊醪之余趣，喜萤灯之囗囗。濡笔抽笺，直书则奇奇怪怪；吮烟酣茗，暝搜则人人物物。盖此中之景味，实吾人之解忧，只堪为知我者道也。
看来，无论是自序还是创作手法，潘国顺始终都在刻意模仿蒲留仙。对《聊斋志异》，清人王士祯《题辞》曰：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在渔阳山人的想象中，秋雨淅沥，豆棚瓜架之下，人们饶有兴趣地讲述着鬼怪神祇的故事，对此类的齐东野语，“姑妄言之姑听之”，完全不必当真。
豆棚瓜架是芸芸众生聚会纳凉说话闲聊之处，其下的家长里短，对整个社会而言无足轻重，在浮世喧嚣中可谓气若游丝，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刻意在本文标题中将“雨”改作“语”字的缘故。
在传统中国，衙门胥吏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在传世文献中，很少能听到这类人的声音。不过，身处社会底层的这些人，往往阅尽人世沧桑，他们偶一著述，便成为观察历史的珍贵史料。例如，现存明末清初著名的《历年记》一书，即出自上海胥吏姚廷遴之手。迄今，社会史、法制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者，皆曾聚焦于此一文献，探讨鼎革前后的江南社会。姚廷遴是一位有着从商、务农、做吏和教书等丰富阅历的读书人，与其相类似，潘国顺也有着从商、做吏和教书的相同经历。只是与姚氏生活的年代不同，在晚清时期，潘国顺曾读过《癸巳汇稿》，也翻阅过《申报》之类的近代报刊。不过，从总体上看，他的知识储备仍旧极为传统、保守。在知识界，他们难以发出声音，远远不能与那些大儒（如近在黟县的俞正燮等人）相提并论。尽管如此，这也并不等于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就完全没有思想史的研究价值。这就像路边墙角零星的鸢萝，花期虽短，植株亦小，难以妆点大片风景，但亦竭其全力，在秋日的晴空下倔强绽放。豆棚瓜架之下，气若游丝的闲聊碎语，仍是我们观察传统中国的重要史料。
在清代，类似于潘国顺这样的读书人，有着极其庞大的数量，而且，到了十九世纪晚期，此一群体呈现出急速增长之势。根据张仲礼先生的估计，太平天国之后生员的总数估计约为九十一万，比太平天国前增加了将近四分之一。这一数字显然同时说明，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数量应当颇为庞大。这些人，构成了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基础。对此，《扫愁帚笔谈》中有《腐儒》条：
我黟近年来文风兴盛，科甲频仍，所以业儒者日更多。大半家不丰足，欲子读书，急于成名，以博官秩而食厚禄。则为师者，亦往往以八股时文，授以门径。试期伊迩，每多藉怀挟之弊。故今之考篮，大如小箱，以能多带课艺，广藏选集。一入场，见题则翻阅目录。其洋板文，有三万、有大囗、试帖等作，无之不有。每每敷衍摹袭，装点成文。间有撞着青衿者，其实句读尚未明，即随便书一简，都有不可以解者。
潘国顺自视甚高，对周围一些考中秀才的人（包括自己的族弟）都极为鄙视。他认为，那些考中秀才的人，都是靠作弊侥幸成功的，许多人“写字犹如鸡脚爪，作文臭屁真不通”，文行相当不堪。只是当时的“妇孺何知？只以秀才不秀才为体面。而俗情之扰扰，更以读书不考试为鄙陋。其中之学品优劣，均置诸乎度外而已”。揆情度理，潘氏的指摘，部分地反映了其时的人情世故，但从中亦可得见，命途多舛的潘国顺之嫉妒心极强，“读书不考试”的他，实际上很在乎能否考上秀才，对这一点也相当敏感，但他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出入科场，而自己则无奈地以旁观者身份，对读书应试者极尽讥讽之能事。如在《大贤》条中，他就说本县的舒某对四书五经一知半解，直到四十余岁，还是一位老童生。《秀才》条则说邻村有位汪姓的徽商子弟粗蠢无比，靠作弊考上秀才，并到处炫耀，最终落泊潦倒，却仍将“秀才”二字时刻挂在嘴边。另外，《老童妄想》条，提及一位汪某，直到六十多岁才被例赐为秀才。他痴心妄想，希望更进一境考取举人，却因科举考试客死异乡。对此，潘国顺于字里行间，透露出幸灾乐祸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