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疯狂动物城》到《一条狗的使命》：我们如何想象动物

德里达在《动物故我在》一文中指出，边沁的发问具有潜在的革命意义。“它们是否能够承受苦难”这一问题中包含着一种折磨和受难，包含着一种“不能”。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的发问（如“它们是否能够运用语言”）与能力相关，那么边沁的这个问题与“能力”无关，它展现了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德里达说道：

能够承受苦难不再是一种能力，它是一种没有能力的可能性，一种不可能的可能性。必死性寓居于其中，它是我们思考有限性最根本的方式，是我们与动物所共有的特征。必死性正是生命的有限性，是有关同情心（compassion）的体验，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的对“没有能力的可能性”的可能性体验，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是因为脆弱而导致的痛苦，是因为痛苦而产生的脆弱。

在边沁的发问中，辛格关注的是动物感受痛苦的能力，而德里达则关注的是动物的“受难”（suffer）。德里达指出，我们都曾看到过动物的恐惧和惊慌，看到过它们所受的痛苦，“动物是否能够承受苦难”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十分明确的，我们所显露出来的恻隐之心也是不容置疑的。“compassion”一词由com（together）和pass（feel，suffer）组成，原初义是“一起感受”、“共同承受”。动物在承受苦难时所表现出的脆弱性让我们感受到它的肉体之躯，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必死性”，而这种必死性是人与动物所共同承受的。受难的动物身上有一种中断性力量，它质疑“我”的利己主义倾向，引发了“我”的同情心，引导“我”向对方敞开。既然动物的苦难可以引起人的伦理反应，那么人便不能对动物暴力相向。

在《一条狗的使命》中，小狗贝利被人锁在汽车里，奄奄一息。男孩伊森和母亲恰巧路过，他们看到贝利的境况，停下了自己的脚步，中止了原来的计划（可能打算去逛街或回家），打碎了汽车玻璃，将“正在承受苦难”的贝利救出来。这印证了德里达的观点：动物可以引发人类的伦理回应，可以唤起人类的伦理责任，换言之，动物可以成为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