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等来邓小平的声音。在许多人的后来回忆里，邓小平来机场看到这幅画时候，特别高兴，也看得很细致，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我看机场壁画很好，应该出画册，要是能在城里画一个更好，让老百姓都能看到。”当事人袁运生更愿意用四川口音转述邓小平的一句话：“我看可以嘛！”
邓小平的表态让壁画风波告一段落。尽管80年代壁画《泼水节》上的裸体少女还是经历了被布帘遮住，被三合板钉死等种种曲折，但袁运生的壁画创作终究成为了见证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意义的一桩事件。此后的中国壁画，迎来一段复兴的“黄金时代”，涌现了包括北京二环路地铁壁画等优秀作品。中央美院成立了壁画系，壁画家告别了找不到展示自己艺术舞台的历史。
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曾被遮挡
对中国壁画艺术是好事，对袁运生则不尽然，风波后的余绪让他两年后无奈去国，艺术道路和人生轨迹也因此转向，但他始终认为，那纯粹只是“美术界的人事之争”。
在美国呆了14年，袁运生深入的了解了西方艺术，内心已经离开了现代主义。当西方艺术界关于“雕刻和绘画死亡”的论断出现后，袁运生更是明确了自己要走的方向。1996年，袁运生回国，并在中央美院油画系任教。
袁运生每年带着学生去中国各地的石窟博物馆考察，提出“复制中国古代雕刻”的项目，认为青铜器、壁画、书法这些艺术都应该进入基础教育，从而逐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国家级课题建立起来了，资金批下来，博士生招上来了，袁运生却感到阻力重重。去各地进行文物复制，地方博物馆不希望自己独家藏品被复制，往往被拒绝。许多无奈的时候，袁运生只能以个人身份给相关人员做点人情，以作疏通。好不容易复制出来的好几十种教材，放在学校的园区里闲置，老师不用，学生不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