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拍摄手法上也成功地呼应了内容。例如，在展览的开幕晚宴上，行为艺术家奥列格扮演一只猩猩，游走在博物馆的赞助者与其他嘉宾之间。仅仅两个镜头、寥寥几句台词，就将现场凝固的气氛、客人的不知所措、行为艺术家所呈现的潜在威胁展现得淋漓尽致。流畅的焦距变化引导我们关注主角的情绪变化及宴席上宾客的反应。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随着被戏谑的客人拿起水杯缓解自己的尴尬，“猩猩”一把将水杯打翻，矛盾就此升级。这一片段就足以展现影片的气氛与风格。
戛纳首映后，媒体影评人总体给了电影较高的评价。两位知名影评人的评价大体上代表各界媒体评价方向：《卫报》（The Guardian）的彼得·布拉德肖（Peter Bradshaw）表扬电影悬疑气氛十分突出，他表示“这是走钢丝般地观影体验／高水平电影”（high wire cinema）；《综艺》杂志（Variety）的欧文·葛莱伯曼（Owen Gleiberman）一方面认为导演精准而犀利地表达了其讽刺意味，另一方面也表示，这部片长将近两个半小时的电影结构松散、稍显冗长，而其中强烈的说教性质也令人感到遗憾。
诚如奥斯特伦德所说：“我希望自己的电影中所呈现的状况可以引起观众们指向自我的思考——‘如果我是片中人，面对这些两难境地，我会如何选择’。”
除了职业影评人以外，artnet 新闻的记者莎拉·海德（Sarah Hyde）认为《自由广场》捕捉了许多令艺术工作者能够感同身受并哭笑不得的瞬间、对艺术领域的表现与讽刺也惊人地真实。或许，这部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艺术电影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拉近艺术与生活、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来说，也许这部电影可如导演所愿，唤起人们对周遭生活的关注和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