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画，不论是民间画或文人画，也同样形成一套套制式化的表现技巧(如反复画松竹梅岁寒三友等等)。都显示了中国戏曲、旧小说与传统绘画偏向概念化的内涵与制式化的表现，三者如出一辙。为什么中国艺术有这样的特色倾向?我认为中国过去农村社会，文盲居多，要使大众看懂，首先必要言简意赅，主题明确，涵义要能一目了然才行。其次是中国文化重道德，所以编剧演戏，要寓教化于娱乐。普遍性、概念化的角色与故事，不断宣扬忠孝节义，表达人间的悲苦与黑暗，渴求报应与团圆，成为集体疗伤止痛的慰藉，制式化的不断重复，产生撩拨“固定反应”的快感。许多固定曲牌与唱腔，许多词句与表情，不避陈腔烂调，力求一目了然，可知其用心矣。中国戏曲可以一看再看，百回不厌，许多老戏迷跟着台上摇头摆脑，哼哼唧唧，借酒浇愁。即便在平时，也喜欢借用名句以自况(“我好似笼中鸟”、“苏三离了洪桐县”……)也许中国的历史中世界意义的“近代”迟迟未至，“中古”的历史延续太久太长。满清倒台之后，我们忽然从中古进入准现代。那些在长远历史岁月中凝成的古老的戏曲，已成为中国戏剧定型的万金油与八卦丹，随身必备清神退火的良伴。普遍性、概念化、道德教条、制式化已成为经典的中国戏曲的特性。也正因为这个坚固的特性使中国戏曲只能表现古代故事、历史人物，要表现近现代人生只能借外来的话剧与歌剧来另起炉灶。其情形与中国自唐以降的五七言诗一样，“现代”突然降临，时代风尚、语言演变，西方文化冲击……旧诗失去传统文化的水土，中国诗歌只能别了旧诗，另以仿自西方的新诗来延续诗的生命。(但至今并未成功。)
戏剧人物画展览现场
中国画家若没受到西潮的冲击，不还在画“四君子”、“深山论道”、“竹林七贤”、“修竹美人”、“荷花翠鸟”……吗? (试看近现代黄君璧、吴湖帆、张大千等复古画家画得最多还不是这些吗?)现代中国画创新的傅抱石、林风眠、徐悲鸿以及二十世纪下半我这一代才逐渐呈现了现代中国文化从传统开出的新生命。(但这五十年来，过分以西方马首是瞻的西崽派渐成主流，又走偏了路，此处不能离题细论。)
中国戏曲突显中国表演艺术的另一种品性。它诉诸固定反应、重普遍性、轻特殊性，它制式化，概念化。有如陈年老酒，越陈越香。它不想改变配方，而有永远的魅力。曹操的横槊赋诗、孔明的失空斩、霸王别姬、四郎探母、薛平贵回窑、打渔杀家、杨乃武与小白菜……种种典型的人生型式的表演，使国人一代一代永远感动、共鸣、陶醉。这样的中国戏曲已无时代界限，只表现人性与人生，这种古艺，何能强求它与时俱变。
《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足与西方近代小说颉颃的巨著，就在曹雪芹扬弃了过去传统章回小说概念化的毛病。在艺术上升高一层，他表现普遍性，也突显特殊性。他塑造的林黛玉，一方面表现了具备千古不幸才女的共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清代中国文化与社会中，林如海家这一位孤女独特的性格与命运。中国章回小说中足以与西方如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黛丝姑娘等相提并论者也只有一部空前的《红楼梦》。曹雪芹没有受西方近代小说的影响，而能领悟到小说人物不能千人一面，而应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是曹雪芹令人惊艳的原因，也是中西文学高峰在近代超越过去，不约而同齐头交会的奇缘。曹雪芹难道有受近代西方文学的影响?这要由红学家去回答。
上海“中国戏剧人物画展”现场
我近若干年来思考中国书法的新变，看到欧阳中石、王冬龄、沃兴华、王墉等等书家的努力，我觉得基本上受西方现代、当代艺术的影响，以为艺术要不断直线向前，不断创新式样。这还是逃不开一心想与西方接轨的套路。为汇入西潮而创新，多半把传统扭曲了，弄成非驴非马。我认为他们大有从头反思的余地。我对中国戏曲的顿悟，觉得顺应世界潮流，不断求变，大胆革命不一定是所有艺术共同必走之路。如果艺术的本质是民族文化的产物，怎么会有全球性共同的潮流?那其实是西方中心的产物。而有些艺术，例如小说、作曲、绘画，确有不断创作新作品的可能。但中国的书法、戏曲、西方的歌剧、芭蕾、日本的歌舞伎、能剧等我称为古艺(古典艺术也)。这些经典在当代似乎不再适合不断追求演变、创新。只能向更完美去改进，追求艺术家个人的风格上(如伊秉绶与何绍基;梅兰芳与尚小云等等个人风格无限的追求。)如果有一天，个人风格的差异渐趋雷同，其实就显示了某种古艺已成定型的历史经典，只宜保存在博物馆了。艺术既是人的创造，它的创造力有如人的生命力，不可能永生，它也必有寿终正寝之时。但既成古典，便将不朽。
叶浅予戏曲人物速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