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感谢新疆让我成为了如今的王蒙(16)

这个岗位，它也有我机遇的另一面，它能表现我某些另一方面的特长。比如说我很会辩论，比如说我从小就在共产党内过组织生活，我知道一些话该怎么说，有些建议该怎么提，什么时候该接受哪些东西，或者在接受当中还可以有所保留。所以在具体事情上我在有所保留的同时，又可以发表自己的一些见解，起到一些积极的正面作用。

我还跟您说一个很有趣的话，您知道上海的王元化先生，他是相当书生气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没有人拿他当政治家当官员看待。但是，他当过上海市委的宣传部长。他有一句名言，对我也起作用：他说，我们当一个什么官员，起码顶掉一个坏人。他很有趣的一个说法是：如果好人全都拒绝这个职务的话，就只能让坏人来主宰我们的命运。

张英：吴冠中先生生前，接受我采访说，他当年在海外留学，很自豪地回新中国了，跟这个土地同呼吸共命运，但是他后来看到很多不平事，觉得他应该学政治，他说只有当政治家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美术治标不治本。我相信一个人，想改变某一些事件，实现某些自己的愿望和理想的时候，政治可能是一个最有效的力量和工具，可以立竿见影，达到这种效果。

王蒙：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样的，第一我并不赞成，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各式各样。美术有美术的作用，唱歌有唱歌的作用。如果说从它的格局大来说，那是政治。所以我曾经在论述李商隐的时候，我反复地强调，李商隐不仅有无题诗，而且有政治诗，他的政治诗，扩大了他的艺术格局。但是也有另一方面，你再想通过政治来改变某些东西的同时，政治也在改变你，而且政治的格局最终也可以吃掉你这个个体。

我从1988年就开始辞职，到1989年，我就坚决地辞去了文化部长的职务。这里头有一个原因，我说如果要让我继续干文化部部长的话，我就不会继续再辞职了。为什么呢？我就卷入这种惊心动魄又曲折神秘的这种政治斗争。那么我的那种好斗的心也会起来，我那种跟别人进行斗智斗勇的心情也会起来，那王蒙就没有了。写小说的王蒙就没有了，写诗的王蒙更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