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国家图书奖对《在美国》的认可,她的文学声誉等于获得了官方的保证;桑塔格在2000 和2001年搜集编辑了她近二十年的文章和演讲,结成文集《重点所在》(Where the Stress Falls,2001)。虽然她以熟悉的激情打算开始新的写作计划,比如一部关于文学的文集,囊括了她近来的散文和演讲,一本发生在日本的新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和第三本关于她疾病的自传。然而,如桑塔格所承认的,她太缺乏纪律性,没有办法规律地写作。相反,她的工作强度时强时弱,而且她以一种蓄意的轻描淡写模糊地掩饰了这个问题,并在2002年1月告诉英国的《卫报》:“我不觉得有必要每天或每周都写作。但是,我一旦开始,就会在书桌旁坐上18个小时。……我经常早上开始动笔,再突然回过神时天已经黑了,中间没有起来过。这对膝盖很不好。”
这种工作方式不可持久。对桑塔格来说,这些写作的困难都源自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两次罹患癌症之后,她更加强烈地追求一种确定的、理想化的死后生命。戴维·里夫在桑塔格死后出版的散文集《同时》(At the Same Time,2007)的序言中描述,他的母亲属于这样一类作家,“他们在面对死亡的必然性时,以幻想他们的作品会比他们活得更久……来安慰自己”。这种幻想也可能变成完全的挫败,它体现在桑塔格持续不断的抱怨中,她认为自己不像她那一代的其他作家那样多产,比如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或者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我不是全职作家,我从来就不是,也永远不会是……我会长达数月来回地游荡、做梦、拜访一些地方或者看一些东西……我永不停歇。”
《苏珊·桑塔格:精神与魅力》,[德]丹尼尔·施赖伯著,郭逸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丨索·恩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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