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杂技演员所访问的国家大多和我国尚未建交。杂技演员所到之处受到当地观众热烈欢迎，杂技为双方人民搭建起了友谊的桥梁。金业勤说：“1962年，一位法国画家来到中国，特地找到我们团。在练功厅见到我，说他看过我们在法国的演出，很喜欢中国和中国艺术，而且马上拿起笔，画了一幅画像送给我。”这些国家的报纸刊物也比较友好地报道了新中国杂技演员的精彩演出和新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形象。时任外交部部长陈毅称杂技团是“开展人民外交的‘先行官’”。

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杂技演出的消息，以及中华杂技团的诞生和成功出访，在杂技界引起巨大反响。散处在国内各地的杂技艺人奔走相告，高兴万分。流落在海外的杂技艺人也纷纷回国。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引下，各省市国营杂技团体相继成立起来，几年间达到了近二百个。

著名扯铃表演艺术家田双亮在悉尼看到中华杂技团在苏联演出的纪录片，发现昔日的同行朋友们翻身当家作主了，了解到新中国政府对杂技事业的支持，于1952年毅然回国，加入了刚组建的上海市人民杂技团。这个在异国他乡漂泊了二十多年的卖艺人，再度随团出国，出访东欧和非洲时，穿上周恩来总理托人送给他的彩衣，精神倍增，到处受到友好接待，与旧时代自己被作为商品卖给外国马戏团卖艺的境遇大不相同。新中国艺术家的荣誉感化作田双亮提高技艺的巨大动力，他孜孜不倦地把技艺传给每个愿意学扯铃的青年。国内许多著名的空竹演员，都曾得到过他的指教。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杂技成功迈出了由家族、师承为基础的杂技班组向新型的由国家经营的杂技团过渡的第一步。杂技以其独特的跨越语言障碍的魅力，为新中国外交事业书写了辉煌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