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创作语态和艺术视角的转换，影视作品中的红色故事越来越注重情感元素的开掘。情感是艺术的重要缘起，艺术是情感的符号创造。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就是要“用情”，要为红色故事注入情感逻辑和情感力量，要用情感推动叙事、塑造人物、升华主题并实现价值引领。《觉醒年代》《1921》等影视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因为作品情怀高远、情感赤诚，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共情与共鸣。

用情感推动叙事

影视作品中的红色故事，涉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重大历史史实，涉及价值观、真理和信仰等宏观命题。想让这些严肃厚重的历史和观念走进寻常百姓的内心，就要用百姓熟悉、喜爱的语态和视角来讲故事，在平凡中发现伟大，从人的基本情感出发，把大道理讲得有人情味。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有“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之说，情感是许多故事发生发展的逻辑起点。在任何年代，人们的情感诉求和情感经验总是相通的。因此，用情感的力量推动叙事，能够让红色故事更具张力、更加真实、更能够逻辑自洽并且令人信服。

如电视剧《觉醒年代》用最朴素的情感、最底层的视角，诠释了革命先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也要参加革命的原因。当剧中的陈独秀在天津海河边上看到饿殍遍野、灾民无数的悲惨景象，看到那个即将崩塌的、奄奄一息的旧中国时，他不禁嚎啕大哭，发誓要为了让中国人过上好日子、获得做人的尊严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来自心底的呐喊，所以才有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

电影《1921》里有一场戏：料峭的冬日，杨开慧偎依在毛泽东的怀抱里看燃放的烟花，漫天烟花仿佛革命的星火。她问毛泽东：人生很短，短到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那今天的付出还有意义吗？毛泽东笃定且深情地说：当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即便是一无所获也值得。这对革命伉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而基于共同信仰之上的爱情显得更加忠贞伟大。影片末尾杨开慧牺牲时，镜头闪回到她与毛泽东在码头惜别的场景，她用生命诠释了信仰与爱情的力量。这种用情感推动叙事的方式入脑走心，更能吸引年轻观众。

用情感塑造人物

情感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人类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产生的体验。在人的记忆里，情感记忆最为醇厚持久。红色故事里的人物形象要想鲜活动人，就要具有充沛的情感，让角色流露出活泼的生命质感，让有趣的灵魂之间形成激情碰撞，这样故事才会好看，人物才能立体。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寡情薄义、索然无趣的人很难成为杰出的革命者、建设者和奋斗者，而每个时代的弄潮儿，大多拥有炽热的情感和内心澎湃的力量。他们“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他们“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他们把对家庭、爱人、朋友和国家民族的全部情感，都倾注在奋斗的过程中。可以说，情感是许多革命先驱、英模人物选择人生道路、确定信仰坐标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着力凸显人物的真性情，赋予人物鲜明个性和独特魅力。电影《守岛人》里的王继才夫妇相濡以沫，把爱情镌刻在遥远的岛礁。电影《革命者》里的李大钊慈爱地亲吻儿女，仿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电影《1921》里李达和王会悟新婚燕尔的场景，为严酷环境下的革命者增添了温暖和浪漫。塑造角色时是否具有情感的丰富性和层次感，也是考验演员艺术功力的重要标准。电影《1921》里，当何叔衡被问及为何参加革命时，他说：我参加革命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天能抬起头、挺直腰杆。我希望能自由地看见我想看的世界。何叔衡饰演者张颂文表演时，从最初的平静到情绪渐起波澜，再到情不自禁地流泪，以静水流深般的表演技巧，让观众的情感被渐次带入戏剧情境之中，被深深打动。

用情感礼赞信仰

红色故事的艺术目的在于价值引领。诠释信仰之美、崇高之美都需要倾注感情，如果能在人性与信仰之间建立起情感关联，那种坚强与笃定将势不可挡。只有把创作者自身的情感投入故事和人物中，用真感受来讲故事、用真感情去立人物，才能让红色故事真正具有艺术感染力并实现价值引领。

如电影《决胜时刻》中，五大书记聚齐，病重的任弼时在赴苏联就医前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拉小提琴以表达惜别之情，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落泪。数十年的战友情谊，在悠扬的乐曲声中，在一幕幕历史闪回里尽情流露。电影《1921》里有一个中共一大代表集体朗读《共产党宣言》的场面，那些革命青年，热血如此沸腾，情感如此激昂，理想如此炽热，他们就像那一轮喷薄欲出、光芒四射的朝阳，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

红色故事有一种伟大的力量，无论是革命领袖、英模人物还是普通奋斗者，他们都把“清澈的爱”献给了中国。在新时代的红色故事里，对奋斗的褒扬、对真理的讴歌、对信仰的礼赞都离不开真挚而醇厚的情感。影视创作者要从情感出发，涵养艺术自觉和文化自觉，努力实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创新性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