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可以看作是一种活态的生产生活方式。从广义上讲，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四个层次，其核心是精神文化。现在的传统村落和乡村文化保护，我感觉比较注重浅层次的文化，实践中浅层次文化的保护做得也更好，比如对民间建筑的保护非常严格，在行为文化方面如对非遗的保护也比较严格，但涉及到制度文化，像种植制度、乡土民乐，以及精神文化领域的价值观、审美、思维方式等，相对有所忽视。
乡村文化具有着很大的价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所在。我们表述的时候，有时说农村文化，有时说乡村文化，实际上乡村文化更强调整体性，与城市相对，体现出区域文化的特点，并因此还保有更多的文化多样性；农村文化更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在中国古代，乡村文化是与庙堂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在乡村治理当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它则是与城市文化相对的一种文化，也是城市文化的根底，是它的重要补充。
目前乡村文化发展普遍存在危机。工业化、城市化导致了乡村的衰败，村落或乡村共同体及乡土文化受到很严重冲击，甚至在逐步瓦解。农民工进城、合屯并乡、农民上楼等农民离土离乡的情况，使得整个乡村社会缺乏历史感和当地感。同时，乡村精英不断的流失和乡村小学的撤并，使教化功能明显削弱。另一方面，城市文化被我们视为文化建设的标杆，乡村文化则被视为落后、愚昧的象征而被边缘化。很多人看到了乡村文化的显性危机，在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方面强调了对它的保护，但往往没有重视那些隐性的、实质性的危机，即在精神文化层面，作为乡村文化主体的农民的文化认同危机。对自己的文化没有认同，又何谈传承和保护呢？
关于乡村文化的发展，目前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激进论从他者的角度审视乡村文化，用城市文化的标准来衡量乡村文化的发展，认为我们应该抛弃落后的乡村文化，以城市文化来替代乡村文化，前些年的城乡统筹实质上就是从他者角度出发的。由于政府占主导，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很多都取决于政府偏好，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化供给比较单一化、简单化，没有考虑到乡村居民的实际需要，也没有考虑到乡村文化的多样性，没有改变农村衰败的局面，却导致了城市文化统领乡村文化。固守论是从文化自觉这个角度来看，认为传统乡村文化的恢复和传承，需要整合乡村秩序、重建乡村道德，这样才能够发展乡村，很多文化遗产保护者有时会持这种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我们现在很难完全恢复传统的乡村文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的观点，就是城乡融合，它强调共生共融，认为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是可以共同发展并寻找平衡的。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我们需要要建立一种机制来解决原来城乡统筹中文化建设方面统筹太强的问题。我们要走出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模式，跳出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吸取两种文化中的一些普世价值，同时也要认识到它们的不足，实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弥补城市文化的缺陷。
其中，我认为关键是要重构一个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指的是具有关联性的人类群体，平等相处、利益共享、和谐共生，农民是乡村共同体的主体。光靠农民，显然很难实现乡村文化发展，所以必须要有一些外部的干预，除了政府部门以外，还要有很多志愿者、学者，需要他们对乡村文化发展的帮助和参与。当中应重视各方力量均衡。
另外一个关键点是要重塑价值观，实现文化自觉。这里的自觉一是农民、村民的文化自觉，二是其他参与者一定要走出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模式，主动参与到乡村文化的传承、发展中来。现在很多人谈乡愁、谈两乡，都是基于一个想象的、观念中的乡村文化，此时应重塑价值观，认识到乡村文化的真正价值，并通过这种文化自觉去实践它，才可能去重构乡村共同体，复兴我们精神的家园。
最后我谈一个案例。碧山计划是欧宁和左靖发起的，他们一开始是希望通过知识分子回归乡村，建立一个共同生活乌托邦的艺术计划，探索在皖南传统村落重建乡村的可能，这个计划包括土地开发、文化产业、特色旅游等等。但是为什么最后失败呢？2014年，哈佛大学的周韵博士发了一篇文章，叫《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跟欧宁展开论战，说你进行的乡村建设，到底是城市文化还是真正的乡村文化？其中一个论点非常典型：路灯还是星星？像欧宁他们，希望到碧山，晚上能看到满天的星星；但是当地村民希望村里能建一些基础设施，比如晚上有路灯。所以最后碧山计划失败了，它很难得到村民文化的认同，村民也没有什么参与。村民实际上缺少文化自觉，他们的主张就是增加收入；政府也希望通过这个计划招商引资，创造知名度。这些都阻碍了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