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多外患，皇帝有“忧患意识”，有时对士大夫“开明”一些，但这些“开明”从来不是制度性的，随时可收回。只是这一点点缝隙，已足以繁荣文化，并让士人产生依附感。

在基层，确有一些乡绅通过乡约，参与治理，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对比同时期英国乡村共同体，二者都有自治性质，多少也能对抗皇权，但宋朝乡约形成的是道德自治，不是法律自治，极少经济互助，更关心道德教化。这种脱离实际需要的约定，只能靠血缘亲情维系，宋朝以后，村庄与宗族日渐一体化，反而成了社会进步的阻力。

谈史不能生搬硬套

宋朝确有点像近代化，但那是不同历史逻辑的产物，不能用西方史的定见生搬硬套。只找“相似点”，忽略“不同点”，表面看是炫耀了“先前阔”，其实是把中国史变成西方史的附庸。

张邦炜在《宋朝何来“文艺复兴”》一文中指出，市场繁荣下，宋朝并没分化出新兴的资产阶级，有钱后，大家还是去当士大夫。没新阶级，何来社会转型？

“宋粉”推崇理学，以为是本土的启蒙主义，其实，它只是先秦诸子的实用专制主义、西汉董仲舒的神学专制主义的延续，还是家国同构、政神合一。

学者刘庆乐在《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理论之演进及其终结》中，指出理学继承了专制主义理论的三个基础：一是笃信社会连续性原则；二是奉行超越性的道德秩序；三是坚持经验主义原则，借口“天不变，道亦不变”，无法自我更新。

这些明显的漏洞，内藤湖南为何看不到？

因为内藤湖南是坚定的军国主义分子，甲午战争爆发时，曾写4篇文章歌颂日军。提出“唐宋革命论”，潜台词是中国帝制必然灭亡，而共和又不能自动实现，他劝中国人放弃国家统一，割让领土给“国际托管”，当然，这个国际特指日本。

“唐宋革命论”被一些“宋粉”误会成解决当下问题的良药。年轻人喜欢读史是大好事，犯错在所难免，不必苛责，不能要求业余作者达到专家水准。但多读几本靠谱的书，少一点情绪化、理想化，可以少中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