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以切合人事、具体实用的风貌主导中华民族独特文明体系的构建，反映出浓厚的实用理性与入世旨趣，可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温馨、最可亲的组成部分，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中华古典文明的本质特征与价值取向，所谓“于道最为高”“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与显著价值，古往今来人们已有非常充分的概括总结。我这里仅仅想就儒家的思想方法论谈点自己粗浅的看法。

浓厚的朴素辩证认识论精神

儒家在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善于“杂于利害”，见利思害，见害思利，讲求“适度”，不走极端，体现出浓厚的朴素辩证认识论精神。

有句名言：“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意思是事物之间具有普遍联系的特征，即使是同一事物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儒家也善于以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全面认识和宏观把握治国安邦问题。在他们看来，其理论的基本范畴，如“德刑”、“礼法”、“治乱”、“宽严”、“义利”、“王霸”等等，无不以相互依存、互为关系的形式而存在，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这正如老子哲学中的“美丑、难易、长短、高下、前后、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静躁、轻重”一样，彼此间都是对立的统一和普遍的联系。不仅是对立的事物具有联系统一性，就是同一事物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倾向之间相互对立、互为渗透的属性，都包含有“利”与“害”的两种倾向。天下万事万物，没有无害之利，也没有无利之害，两者如影随形、相生相成，胜利和失败仅仅是一线之隔，胜利中往往隐藏着危机，而失败里也常常包含着致胜的因素。因此要求人们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尽可能做到全面辩证地观察问题，正确地对待事物的利害得失，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制胜于久远。

为此，儒家才坚定地提倡“适度”原则。儒家普遍认为，凡事都必须坚守大经大法，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具体做法便是“执其两端而叩之”，从中找到和掌握合适的度，辩证看待问题，凡事不走极端。这种思维方法早在其开创者孔子的重要思想命题上皆有反映：如天人关系方面，既不否定鬼神、天意的存在，又着重强调人事的作用；政治秩序方面，既肯定君臣尊卑、父子上下关系的天然合理性，又主张“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义”；文质关系方面，既注重内容，又注重形式，“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理想追求方面，既追求大同，“祖述尧舜”，又憧憬小康，“宪章文武”。总之，一切要“允执其中”。

“允执其中”，就是要避免“过犹不及”极端情况的发生。譬如，“礼”“乐”皆为治国安邦的基石与鹄的，发挥着各自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是，一旦过“度”，则必然走向反面，背离其初衷：“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所以，反映在治国问题上，管理思维的选择与管理艺术的运用，必须做到文武并用，刚柔相济。而管理目标的确立与管理境界的追求，必须做到谦益节制，兼容并蓄。既然事物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性质的变化，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给统治者以重要的启示，在治国上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而应该尊重现成的秩序与成规，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必要时需安于现状，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一句话，目前是什么状况，就安于什么状况，不羡慕分外的东西，同时要善于兼容并蓄，博采所长，使品德各异、能力有差的各类人在治国中都能发挥自己的不同作用。

不断强调的“忧患”意识

儒家朴素辩证的思想方法论逻辑展开，使得它的文化精神中，合乎自然地蕴涵了一个常为人们所忽略，但却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强烈的“忧患”意识。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儒家，都有一种非常可贵的传统，即朝乾夕惕，忧患系心。孟子尝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又说“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欧阳修也强调指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儒家所倡导的这种忧患意识，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倍加珍视、积极弘扬的宝贵遗产。《礼记·曲礼上》有言，“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它提醒人们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志满意得，放松警惕，沾沾自喜，无所用心，让胜利冲昏头脑，让太平消磨斗志。一句话，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危险，通常不是在身处逆境之时，而往往是在高歌猛进、所向披靡的顺境之中。

北宋大儒周敦颐《爱莲说》中有两句名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实际上是儒家忧患意识的简洁表述，说的是人们在不同环境下如何做人、怎样处世的深刻含义。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所表达的是，一个人不屈服于恶劣的环境，自尊自强，从逆境中奋起，从挫折中进取。而“濯清涟而不妖”，则是喻指人在顺境中始终保持头脑的冷静和清醒，不忘乎所以，脚踏实地继续前进。

由此可见，一个人在逆境中奋斗、自强固属不易，而在顺境中善始善终、戒骄戒躁、自重进取其实更难。而只有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人，才能够始终秉持“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最终跨越这个巨大的陷阱，实现人生的升华。儒家思想方法论的积极意义和不朽价值，正是集中体现在它所强调的“忧患”意识之中！

积极坚持的“更化”立场

儒家的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也反映在其把握“经”“权”关系上。所谓“经”“权”关系问题，其实质性的内涵，便是体现为如何正确地处理政治上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方面要强调原则性：“执中”、“执一”、“守经”；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适当的灵活性：“便宜从事”、“行权”、“通权达变”。“经”“权”说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大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具体反映。它的宗旨在于为解决理想与现实(或者说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创造必要的契机，提供适当的手段。

儒家的“经”“权”观对于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贯彻落实，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第一，受“经”“权”观原则的指导与规范，儒家在治国方面确定了一系列基本宗旨，如等级尊卑的有序管理模式、德治教化的价值取向原则、正己及人的管理示范形态、仁义礼乐的人本管理精神、用中适时的管理操作方法，等等，这些都属于“经”的范畴，都是必须坚持、不可动摇的大经大法。与此同时，儒家也不排斥“权”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如以动用刑罚来补充单纯讲究德治的不足，以承认合理利益来完善单纯提倡仁义的欠缺，以天下一家、诸生平等来克服单纯讲究等级名分的矛盾等等。

第二，受“经”“权”理论的指导与规范，儒家遂有了使自己与时推迁、不断更化的理据和动力。既然从事任何事情都应该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变通，有所调整，有所改进，那么，上至治国，下及修身，也同样可以依照这个一般规律，不断丰富其原理，充实其手段，而不应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因此，董仲舒可以在面对雄才大略又刚愎自用的汉武帝策问时，有勇气直斥当时汉朝政治之失，危言耸听地形容汉朝的统治秩序为“粪土朽墙”，随时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而不遗余力地鼓吹“更化”，主张改弦更张，另起炉灶。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念作坚实的支撑，儒家思想在其总体精神不作重大改变条件下，其具体细节、具体方法总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调整与充实之中，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特定时期的各种需要，即所谓“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立在朴素辩证思想方法论基础之上的儒家“经”“权”理论，的确是儒家思想能够与时俱进、更化嬗变的不竭生机与强大动力。儒家以朴素辩证法为内核与精髓的思想方法论，则是值得我们在这个传统优秀文化的当代转型过程中，加以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掘的一份遗产，它弥足珍贵，足资启迪，无可置疑地富有永恒的魅力。(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