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个人问题上，西方主张“个人主义”，而儒家的“为己之学”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人格的全面发展。它希望人们能“利己利人”，并以此为基础，从个人、群体、社会到自然，便能实现多层次的多元、互通与和谐，实现社会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利人利己的思想，有利于平衡西方物质经济发展下个人主义扩张引发的种种问题。

匡钊在研究儒学的同时，深挖传统智慧优越所在。政治方面，儒家很早就有了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民本思想。用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来解释，“民有”“民享”儒家是有的，但相较于“民治”，儒家推崇的是精英政治。按照儒家的想法，首先人民的意愿要得到表达，同时贤人在治国上要起到更大的作用。他认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很多问题都是民意过大造成的。儒家这种精英和民意的混合政体，可能比现有的一人一票的宪政政体更好一点。

另外，匡钊认为，儒家在处理国家认同和国际关系上也值得借鉴。与法家靠严刑峻法不同，儒家靠恻隐之心，靠对陌生人的关爱把一群人凝聚到一起，形成国家的凝聚力。儒家讲关爱，但这种爱是有差等的，爱家人胜过爱邻里，爱本国人超过爱外国人，这其中会存在一种弱的爱国主义。这和西方不同，西方的民族国家凝聚力的确很强，但也很排他。儒家的模式在承认爱国的基础上又不排他，具有包容性，为解决民族问题、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一条新路径。

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实际的做法就是对话。作为新儒学代表人物之一，匡钊积极参与中外学术交流和问题探讨，帮助西方哲学家了解中国哲学，认识哲学问题解决的基本方向，希望在同西方对话中充实和健全中国哲学。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碰撞交融，需要像匡钊一样的继承者主动走出去，把中国哲学带向世界，在世界舞台上进一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