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晚期的国产蜻蜓眼玻璃珠开创了独特的铅钡玻璃体系

中国发现的早期玻璃主要是珠子，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珠子风格现代称为“蜻蜓眼玻璃珠”，比如著名的湖北随州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173颗蜻蜓眼玻璃珠，经检测属于钠钙玻璃，由此判断大部分是从西亚贸易进口的，此时的玻璃价值堪比黄金玉石。

至战国中晚期，国产蜻蜓眼玻璃珠数量增多，不仅吸收了西方珠子同心圆的装饰纹样和风格，同时融合了几何纹，产生了更为丰富的图案和造型，并且开创了以氧化铅和氧化钡作为助溶剂，独具中国特色的铅钡玻璃体系，这在世界其他古代玻璃体系中前所未有。与此同时，还孕育了一些典型的以玉器为蓝本的本土玻璃制品，比如玻璃璧和玻璃剑饰等，而这些玻璃相对集中的出现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战国中晚期楚文化的小型墓葬中。

汉代是中国古代玻璃发展自成体系的重要阶段，延续了战国时期制作仿玉的铅钡玻璃传统，并在配方、规模数量和形式上都有创新。其中作为葬玉代替品的“丧葬”玻璃占有很大比例。西汉时期仍然沿用玻璃璧随葬，但还出现了玻璃衣、玻璃九窍塞、玻璃晗蝉、玻璃握玉等新的形式，以及用于人身上起到装饰作用的耳珰、带钩和器物上的玻璃镶嵌件。这一时期也出现了玻璃容器，其中著名的就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玻璃盘和玻璃耳杯，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使用铸造工艺制作的国产玻璃器皿。此外，广西地区新生了以氧化钾作为助溶剂的钾玻璃品种。由此可见，汉代中国的玻璃制作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并且形成了中原和广西两个主要的生产体系。

至晚从5世纪开始中国掌握了玻璃吹制技术，至隋唐得到一定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动荡，原本建立的铅钡玻璃制作业逐渐衰落。而在西方，公元前1世纪中叶，西方人发明了吹制玻璃工艺，成为了世界玻璃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牌，相关的吹制玻璃制品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由于进口的罗马和伊朗萨珊玻璃器制作精良且具有极高的价值，因此成为了当时统治阶级斗富炫耀的资本。罗马吹制玻璃晶莹剔透的特质大受追捧，西晋潘尼在其《琉璃碗赋》中大为赞誉：“取琉璃之攸华，昭旷世之良工......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但从现有考古发掘来看，此时中国可能还尚未掌握相关技术形成本土的吹制玻璃制造业。

河北定县北魏塔基石函（481年）出土的7件有着中国传统器形的吹制玻璃器表明，至晚在公元5世纪开始，中国掌握了玻璃吹制技术，是罗马吹制技术传播东渐候的结果。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盛行及舍利瘗埋制度的逐步形成，本土的吹制玻璃业得到一定的发展。舍利作为佛教中最为重要的供养对象和神圣之物有着无上灵异，在薄而透明的玻璃器贮存中得以使信众们瞻仰其真身，白居易的《游悟贞寺诗》中描述称：“双瓶白琉璃，色若秋水寒。隔瓶见舍利，圆转如金丹。”类似像甘肃泾川唐代大云寺塔基出土的用石函铜函、金棺银椁和玻璃瓶层层相套瘗埋舍利的创新方式不仅为白居易的诗歌提供了十足的画面感，而且表征了玻璃（琉璃）作为佛经“七宝”之一的特殊地位，玻璃器在佛教中的使用一直持续到当代。

玻璃器在宋代日常生活和居室陈设中已不陌生，却又未成主流

玻璃器作为世俗化日用品的时间大约是宋辽时期。作为食器的玻璃酒杯、玻璃碗、玻璃瓶在宋代的宴庆、待客等隆重场合使用，或以玻璃器来装点士大夫的雅集场所。如：洪适《千秋岁》“代上帅宅生日”中记有：“为寿处，玻璃凿落斟醽醁”。南宋周密在《齐东野语》提及友人紫霞翁“供客以玻璃瓶洛花，饮客以玉缸春酒，笑语竞夕不休，犹昨日事”。而宋人绘画中频繁出现的玻璃器也表明玻璃在宋代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和居室陈设中已并不陌生。

然而，由于中国有着悠久精湛的制瓷工艺，宋代瓷器已成为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用具，相比之下，玻璃易碎，且经不住骤冷骤热，虽然宋辽至元明时期佛教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玻璃器数量增多，且出现玻璃动物、瓜果、灯、簪等多样品种，但玻璃器在古代一直都没有发展成为我们国家的主要日常用具。甘肃漳县汪世显家族第20号墓出土的一套精美的天蓝色玻璃莲瓣托盏彰显了元代（官造）玻璃制作的最高水平。山东博山从元代开始就已成为我国玻璃制作的中心，明代不仅向朝廷进贡玻璃器物，而且在清代内务府造办处玻璃厂还有博山玻璃工匠供职的记录。博山元末明初的玻璃作坊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古代玻璃生产遗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出土文物包括玻璃炉具、玻璃料、玻璃簪、珠、环等。

玻璃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公元前165年至公元前113年，河北省博物馆藏

蓝色玻璃瓶，北魏，大同市博物馆藏

清代玻璃作制作的玻璃器物，在世界玻璃史上画下浓重一笔

世界玻璃艺术发展中有一个明显特征，即每一次的玻璃制作繁荣期都发生在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时期（国家和地区）。玻璃总在具有活力和多层次文化的背景中形成其独特的创造性表达方式：公元前埃及文明的鼎盛时期，公元纪年时统治欧亚板块的罗马帝国，14、15世纪经济实力雄厚、处于文艺复兴的威尼斯，18世纪的中国清代等等，毫无例外都出现了玻璃艺术的繁荣期。

康熙三十五年（1696）造办处在皇城内蚕池口天主教堂西偏设立了玻璃厂，专门为皇家制作玻璃眼镜，玻璃瓶、碗、杯、盘、罐、渣斗、水丞、笔筒、笔架、鼻烟壶、香炉等器物，用于光学、生活日用、陈设、赏赐、宗教礼仪等各个方面。

康熙时期中国的玻璃器显现了西方吹制玻璃的主要特征，以单色为主，薄而透明，造型流畅轻盈。雍正朝之后，很少有制作水晶般透明的玻璃器物，此时通过使用切、割、雕、琢方式来揭示玻璃材料模仿其他材料的特性受到青睐，玻璃器物呈现简单的造型、多样的颜色且主要是半透明或不透明为主。乾隆时期是整个中国古代玻璃制作的最高峰，生产规模和创新品种不断增多，玻璃材料的价值等级提升，并形成了明显的风格体系。

宫廷造办处玻璃厂（玻璃作）制作的玻璃器物是清代玻璃最高水平的表达，其兴盛不仅与皇家的支持、西洋来华传教士的技术引入有直接的关系，同样还得益于中国悠久强大的工艺美术传统，陶瓷、玉器、青铜、漆器等都为玻璃的造型、颜色、装饰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灵感。在中西文化技术交流的背景下，清代玻璃的新品种包括有宝石红色玻璃、金星玻璃、金刚钻刻花技术、玻璃胎画珐琅工艺，以及开创性地研发了玻璃套料雕刻技术，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风格特征，在世界玻璃史上画下浓重的一笔，影响了后世。

自清代开始，玻璃以其独特光学性能和美学表达融入建筑艺术中

在当代人的脑海中，可能对玻璃的认识更多来自于玻璃窗，习以为常的玻璃窗在古代可是稀罕物。中国古代建筑，无论官署还是民房的窗户多以纸糊，玻璃作为建筑门窗的使用材料较早的证据可见于东晋葛洪辑抄的《西京杂记》：“赵飞燕女弟居昭阳殿……窗扉多是绿琉璃，亦皆照达，毛发不得藏焉。”到了唐代，“玻璃窗扉”继续作为建筑装饰材料在宫廷中得以应用，唐懿宗年间中进士的王棨曾奉旨写过一篇《琉璃窗赋》：“窗户之丽者，有琉璃之制焉，洞澈而光凝秋水，虚明而色混晴烟”。因此，古时玻璃为建筑装饰物仅为宫廷、达官显贵之所用，且很少见。五代、宋的文献古籍中目前还没有找到琉璃窗的相关记载。到了元代，《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描述元宫殿时曾道：“窗上玻璃的装置，也极为精致，犹如透风的水晶”。

直到清代，琉璃窗作为建筑材料在清中期的宫廷中得到广泛应用，多使用从粤海关及官员进贡的欧洲进口平板玻璃片，价格十分昂贵、稀有。康熙年间内务府的记载中畅春园已安玻璃装修，雍正时期，平板玻璃开始在紫禁城中使用，但只在一扇窗的中心位置安装，其余部分仍用纸糊，称为“安玻璃窗户眼”，之后也有采用“满安玻璃，碎分成做”的方法，即用小料拼装成整块的玻璃窗，以代替纸窗。直到乾隆中叶，才发展至“满用玻璃”，即一个窗户镶嵌一整块完整的大玻璃，当然还会在门窗的木隔扇中镶嵌带有绘画的玻璃用以装饰等的做法等等。乾隆皇帝的多首御制诗中都曾细致地描写并赞誉玻璃窗的特质，比如《玻璃窗》中咏道：“车窗悬玻璃，障尘胜纱帷。内外虚洞明，视远无纤遗。可避轻风寒，还延暖日曦。惟是听受艰，扬言声似卑。耳属或不闻，目成乃可知。明目信有济，达聪非所宜。致用当节取，格物理可推。”可见，自清代开始，玻璃除了以日用器物的形式再次回归中国人的视野，同时以其独特的光学性能和美学表达融入到建筑艺术中，并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逐渐深刻影响社会的文明发展。

（作者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副教授、美国康宁玻璃博物馆亚洲玻璃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