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文化是开拓进取的文化。受制于相对落后的交通技术条件,一般来说古代世界的道路或是局限于山谷、平原等容易行走的地区,或是借助河流、海洋的水上运输力量,而像西南茶马古道这样跨越无数崇山峻岭的贸易大通道则极为罕见。历朝历代,来自西南各民族的官兵、民夫、商旅,架桥修路,肩扛手提,历尽千辛万苦维持道路通畅;藏、门巴、珞巴等高原民族同胞更是不畏艰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将茶马古道延伸到了南亚地区。“马蹄踏下岁月印,马铃声声话沧桑”,“千驮货物运不尽,起早贪黑赶路忙,一天翻过九座山,上坡下坎走险滩,风霜当作棉被盖,扯把叶子做地毯,羊毛毡子掸露水,仰望夜空想家乡”,这些流传在滇西地区的《赶马调》,经过现代人的整理改编,唱出了古道的缥缈苍凉。正是受到这种开拓进取的文化滋养,西南茶马古道才得以傲立于“世界屋脊”之上,成为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
茶马文化是包容互鉴的文化。西南茶马古道上各民族经过长期交流交往,形成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文化氛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清代陕西的汉族商人到川西打箭炉(今康定)一带从事茶马贸易,为与藏族同胞沟通,他们编写了《藏语会话》对译韵书。西南茶马古道上被称为“藏客”的纳西族商人群体也同样能够熟练掌握汉、藏、白等多种民族语言,他们在藏区经商时往往入乡随俗,主动穿上藏族服饰来拉近与藏族同胞之间的距离。除商贸文化外,西南茶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也显示出极强的包容性。比如同为藏彝走廊上的原始宗教文化,羌族的“释比”文化与彝族的“毕摩”文化在社会职能、宗教法器、宗教仪式等方面都极为相似,作为羌族神职人员的“释比”还因为受汉族道教影响而被称为“端公”。此外,历史上汉族、蒙古族、普米族等民族都曾受到过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而纳西族普遍信奉的东巴教,则是藏族苯教与当地原始信仰融合的结果。
日前,中国美术馆策划推出“刘开渠与留法雕塑家作品展”,展出刘开渠、滑田友、王临乙、曾竹韶、熊秉明等20世纪上半叶留法雕塑家的作品140余件,讲述中国现代雕塑与法国艺术的源流脉络。
“殷墟博物馆深入解读商文明,厘清商文明发展脉络,展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生动呈现了商文明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副馆长赵清荣说。
中国农业博物馆藏品总量14万余件,特色藏品有农业古籍、传统农具、彩陶、票证、农业宣传画、高密年画、土壤标本、农业蜡果等,其中一级文物213件。馆内设有基本陈列“中华农业文明”、专题陈列“中国传统农具”“中国土壤标本”“彩韵陶魂——田士利捐赠彩陶展”,还有农业科普馆、二十四节气传统农事园等,生动展示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农业文明。
“吴兴”为湖州古称,自三国始立一直都是江表大郡,两宋时期,上承隋唐下启明清,商业繁荣,文化兴盛,“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留下了众多名园佳构,形成了以山水泽地园居为主的别业集群。
上海,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样本,正日益深入践行其文化使命,搭建心灵沟通之桥,修筑文明互鉴之路,让中国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曾有短剧导演接受采访时说:“竖屏短剧世界里,主打的就是一个‘白日做梦’,我们给用户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如今,这份情绪价值的投喂对象直指年轻人。
平遥坚持保护为先,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鲜明的古城特色,把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旅拍热兴起后,平遥县职能部门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指导、培训,同时加强对旅拍行业的监管,确保游客良好的旅游体验,促进旅拍行业健康发展。
不久前,有朋友和我聊到金庸,谈及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说到金庸小说的女主人公不同于传统小说,里面的女性均有血有肉,不是纸片人。朋友还举了“梅超风”和“叶二娘”两位为例子,说她们均有悲惨的过去,导致她们成为小说里的“恶人”,人物性格的形成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这属于金庸小说的现代笔法。
3000多年前的陶三通、铸有纹饰精美的青铜器、系统成熟的甲骨文、气势恢宏的宫殿群、规模庞大的王陵……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摇篮。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及殷墟所出土的甲骨文,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要道,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大西北,既有过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辉煌,也因厚重的历史文化、雄奇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而在国内外享有盛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