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四五十岁的制壶人，稍有名气后，总自诩从小把紫砂作为理想。徐立、史小明说到这里便笑，说多半是不实之词。宜兴紫砂业每到低潮，都几乎无人为继。抗日战争到1949年前是一次，连顾景舟那样的名手也被迫跑到上海去，改行另找饭碗。六七十年代也算一个低潮，制壶为苦差，根本没人愿意去学。“听我父母讲，当时紫砂工艺厂招工一次就拉几百人进去，连站在门口看热闹的十几岁孩子也都招进去，最后能坚持到底的不足几十。工人每天从早上6点干到晚上22点，年轻人都不愿受那个苦。”直到80年代后期，台湾人对紫砂壶的市场需求带来了经济收入，制壶这行才开始热门。徐立回忆，他小时候对父辈的手艺充满抗拒，一心想考大学离开这个家族环境。1990年他从苏州丝绸工学院毕业分配到宜兴外贸，两年后辞职回丁蜀镇帮助父亲管理工厂。“大约在1999年冬天，我突然陷入了迷惘，很想逃避属于父亲而不属于我的工厂事务。有一天葛烜看我无聊，拉着去看他做壶，也不知道为什么，紫砂壶那种简单和干净突然就吸引了我，一种发自内心的被打动。”徐立于是决定学制壶，这年他30岁了。他没有找父亲，而是背包上北京，向周桂珍拜师去了。“一个人学习传统技艺，心里必须先有百分百的崇拜和敬畏，父子关系并不合适。为什么在传统学艺中师傅要先让徒弟做几年粗活？我想那还是有部分道理的，只是身在其中的人可能也没参透:将一个人的自尊完全磨掉，才能让他对师傅教授的东西无条件吸纳。”徐立说他现在做壶就是喜欢一个月做三五把，心无旁骛，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经历让他比普通紫砂艺人更有心性去寻求现代观念对传统的支撑，“从前逃避传统是因为觉得无法超越父辈，现在我的技艺仍然没有超越，但我对紫砂的认识超越了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