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陶文
殷墟集中发现有两批陶文。一批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小屯遗址,共收集了82件带有符号或文字的陶器,多数为单个符号或文字,有两件是各刻两段,有两组用朱、墨笔写成。这些陶文大部分刻写于器物口沿或外壁接近口沿处,少数发现于器腹或内壁,亦有刻在器盖和圈足上的个例。一批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于小屯、苗圃北地、大司空村、花园庄等遗址,计20多件,多为一个符号或文字,有些陶文在类型与内容上与小屯遗址的发现相同。
这两批陶符或陶文,内容涉及数字、方位、人名、族名、方国名、干支、画卦、卜辞等类型,其中不少数字、族名、象形字等均可在商前期陶文中找到,显示出商代陶文发展的连续性。
(四)玉器文字
近年来,考古人员连续多次在殷墟墓葬中发现了成批书写在玉戈、玉柄形饰及玉璋上的朱书文字。玉璋上的朱书文字均写于正面,书写方向自上而下,自右而左,多数为两行,个别书于玉璋正面中央,仅一行。朱书字体凝重,笔画雄浑有力,一些字形同金文的特征接近。
册典有序:夏商时期的简牍文字
与甲骨、金石相比,简牍具有取材经济、易于书写、携藏便利等特点,这些优点使其具备悠长的使用生命,东周至魏晋遗址简牍文书的大量出土即为明证。事实上,夏商时期,简牍文字已是最主要的通行文字形式。
(一)书写工具:殷墟书写文字的大量发现是简牍文字存在的工具基础
简牍文字一般需要用软笔和颜料来书写。从考古发现来看,商代的书写文字已十分发达。小双桥朱书文字,将用毛笔和颜料书写汉字的历史提前到商前期。殷墟也发现不少商晚期用朱、墨书写的简单卜辞。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第13次发掘时,YH127坑中就有书写卜辞的发现;197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的卜骨上也发现了朱书文字。据统计,甲骨上有书辞的共计74片,文字书写清晰,笔画粗细有度,展示出书写水平的娴熟。另外,殷墟出土的陶器、玉器上也发现有书写的朱、墨两色文字;有学者认为商代青铜铭文也是先用毛笔写、再制范铸造的。商代朱墨文字遗存的发现,展示出书写方式的广泛使用和书写技术的娴熟;软笔和颜料的使用,是简牍文字的工具基础。
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的科研团队对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出土的微型铜盒内残留物进行取样分析,证实其应为高等级女性贵族盛放、储存化妆品的容器。
“三星”之光,闪耀在中华文明版图的西南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6个新祭祀坑重大考古发现引人瞩目。在距博物馆约2公里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大棚里,许多新器物的出土,令考古人员惊喜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