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七年(1729),太监张玉柱呈给皇帝一副西洋人制作的眼镜,雍正帝把眼镜退回去并下旨让造办处比照自己常戴的一副眼镜重新修改,特意注明:盒子里写西洋文的纸条要改成汉字再呈上来。太监领了旨,拿着纸条去让郎世宁翻译了一下,写的是“七十岁”。这副西洋眼镜被换成玳瑁圈加皮盒留用。
当时内务府采购和造办处磨制的镜片,会在档案中特意标一个“岁数”以及皇帝对眼镜的具体要求。专家推测,这个“岁数”当然不是雍正当时的年龄,而应该是代指老花镜的度数。例如“照三十岁上用眼镜做几副,俱做大样一些”,“雍正五年六月初一日,员外郎满毗传做备用,赏用五十、六十、七十岁玻璃眼镜,每样五副”,这些标明岁数的老花镜,一部分是皇帝自用,另一部分是皇帝赏赐给大臣的。
雍正是位不折不扣的眼镜迷,宫中无论采购还是自制眼镜数量都非常庞大,多数时间一下单就是十副。每一副眼镜有不同的功用和适用时辰,有老花镜,也有近视镜,此外子时、丑时、寅时、卯时、辰时、巳时、申时、亥时各一副,后来午时、未时、酉时、戌时也各加做一副。这还不够,此后卯时和子时又添做一些,光是与时辰有关的眼镜最后就凑够了24副。皇帝对眼镜的要求也很严格,造办处做的眼镜度数不明确或是不合规格的,一律打回重新“收拾”。
雍正朝时,西洋进献眼镜一次就不下百副,都是玻璃镜片,而清宫内务府到古玩市场采购的眼镜大多是中国自制,镜片是水晶。宫中仿制的西洋眼镜也都使用玻璃材质,再加上有中国特色的吉祥装饰。因为皇帝需求特别大,内务府一般都会提前把后几年的眼镜都做出来,放在库房里存着,皇帝一旦需要,立刻奉上。
醉心工科知识的康熙是否戴眼镜并没有确凿记载,但他经常赏赐臣下眼镜。而写诗如写日记的乾隆皇帝留下的海量诗作中,有专门写给眼镜的,他在诗中说,眼镜“或以水晶成,或以玻璃制,玻璃云害眼,水晶则无害。水晶贵艰得,玻璃贱易致”。不过乾隆帝并不是眼镜爱好者,即使年逾七十古稀之年,眼睛老花阅读困难时,也不愿意依靠眼镜,大概是从心底里不服老。
清代宫廷收集的这些眼镜,很多流散不见,只有百副留存,大小不一、样式灵巧、做工精良,有平光镜、近视镜和老花镜,以老花镜最多。宫藏自制的水晶眼镜,镜架有黄铜的、玳瑁和象牙柄等,此外还有一副金丝镜架玻璃镜片的眼镜,上面刻有14k的含量标志,是为末代皇帝溥仪专门定制的。
1921年,溥仪患上严重的近视,在庄士敦以及当时在华的外籍眼科医生的建议与要求下,溥仪配上了眼镜。起初端康太妃强烈反对,她说皇上正当春秋鼎盛,怎么就像老头一样戴上“光子”(眼镜)。可见当时的清宫里所见,以老花镜居多,近视镜较少。溥仪视力水平为近视425度,散光75度,配的几副眼镜均为当时流行款式,包括圆形深茶色克罗克斯镜片,金属折角镜框,此后他的大多数照片中,都是佩戴眼镜的。
最早的玻璃隐形眼镜
隐形眼镜最早的概念来自列奥纳多·达·芬奇。一次他把头伸进盛满水的半球形玻璃缸,睁开眼睛向外看时,突然发现原本看不清的物体变得清晰了。他为这一奇特的现象设计了一幅草图,虽然没有转化为最终成果,但这一理论最终被应用在隐形眼镜领域。
在达·芬奇的启发下,大家大开脑洞,产生了许多疯狂的想法:有人提出将充满水的软管直接对在眼球表面,相当于眼珠上突出两根水柱,但这样没法眨眼,根本行不通;也有人要把软管固定在眼皮之下,并在其中填充动物胶质,这方法依然吓人。
直到1888年,德国的眼科医生阿道夫·菲克 (Adolf Eugene Fick) ,用普通吹制玻璃制打磨了一副略大于角膜的角巩型镜片。这种镜片最初是为了让长有圆锥形角膜的病人角膜变得平坦,以恢复视力,并没有提升视力的效果。医生在兔子身上实验成功后,又在自己身上进行了实验。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另一位德国医生奥古斯特·穆勒在1889年发表的论文里记述了自己研制的隐形眼镜,这副眼镜同样是玻璃材质。穆勒按照自己的眼睛尺寸量身定制,但是嵌入半小时后实在受不了剧痛宣告失败,不过佩戴时确实改善了他的近视。
此后,很多人钻研如何改善隐形眼镜的舒适度,他们面临了两大难题:其一是镜片过大,无法与眼球完全贴合。这种玻璃隐形眼镜几乎覆盖了人的整个儿眼白,对于敏感的人类眼睛来说,是塞进了一个巨大而厚重的异物,自然很不舒服;其二是玻璃材质并不透气,对于需要呼吸的眼睛来说不能长期佩戴,“如果眼球缺少氧气,那么眼角膜就会慢慢膨胀。”正是因为这些在当时看来无解的难题,玻璃隐形眼镜在全世界的试戴人数不超过500人,其中佩戴忍耐时间最长的也只有4小时。
1945年制造的硬性有机玻璃隐形眼镜。它的直径更大,覆盖整个儿眼白。1949年,第一个“角膜”隐形眼镜问世,比原来的“巩膜”镜片小得多,一天可以佩戴16小时,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角膜镜片昂贵且易碎,导致隐形眼镜保险的出现
1948年,美国人凯文·托赫 (Kevin Tuohy) 发现,其实隐形眼镜不需要覆盖整个眼白,进一步减小了镜片的尺寸,这样不仅增加了舒适度,也减小了佩戴时眼镜滑出的几率。不久后,一种被称为有机玻璃的新型合成材料问世,为隐形眼镜的完善创造了机会。托赫使用这种材料制造了更小、边缘更光滑的隐形眼镜,新型小镜片仅仅覆盖角膜,厚度也较薄,使用者可以佩戴一整天。这在隐形眼镜历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这种眼镜使用久了还是会对角膜产生磨损,边缘不够贴合,常常发生滑落。
1961年,捷克斯洛伐克的高分子化学家奥托·威特勒 (Otto Wichterle) 研制了聚甲基丙烯酸羟乙酯,并用它制成隐形眼镜,与此前的硬型隐形眼镜相比,这种材料的隐形眼镜柔软、易贴合、有一定的透气性,被称为软型隐形眼镜。1971年,美国博士伦公司软镜的专利技术获得美国FDA销售许可,其隐形眼镜行销全球。
树脂材料的发明让玻璃在框架眼镜领域几乎销声匿迹,而隐形眼镜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使用的材料历经玻璃、硬式合成材料、硬式高透氧材料、软式水凝胶材料和软式硅水凝胶等数次更替,相信随着材料科学的进步,未来佩戴隐形眼镜会更加安全舒适。人类的视力问题,也许和玻璃之间的瓜葛会越来越少,但玻璃带领研发者们一步步走到今天,使我们更舒适清晰地看清这个世界,作为开路先锋,它功不可没。
参考资料:《清代宫廷眼镜研究》《镜里乾坤》《眼镜历史的考证》《隐形眼镜都有百年历史》《非球面镜片面形检测技术综述》等
“到民间去——潘鲁生民艺展”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展览以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的民艺收藏、民艺研究与艺术创作为主体,展出500余件(套)传统民艺作品和当代艺术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