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所见，由于时间久远等因素，稿纸上均沾有回形针的锈渍斑，加上是用钢笔书写的原稿，其自然气韵、斑点及涂改的痕迹表露无遗。这篇“二稿”除了有增删文字之外，句中还出现一些括号里加问号的代号，反映出李大钊在书写过程中还想再补充一些什么…，而这些补充在“第三稿子”上也可以找到。最难得的是，这件历经百年的珍贵手稿虽已陈旧，但并无破损，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学界人士表示，《李大钊亲笔供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收藏价值，也是国内珍稀的史料原稿。

据藏家介绍，其早年在古玩市场书摊购入一些旧报杂志刊物，无意间发现里面夹杂着剪报和这件李大钊手迹，而这些旧报纸大都报道李大钊同志的生平事迹，于是悉心保存下来，将来可作红色文化宣传教育展览活动。

同时发现的剪报，分别有1957年《人民日报》刊登陈毅元帅纪念李大钊同志的诗歌和文章；1962年刊载《崇高的品质，朴实的作风》撰写李大钊高风亮节的新闻；1979年刊载《李大钊同志诗选》和叶剑英元帅录李大钊诗句手迹。以及《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媒体早年对李大钊英勇事迹的相关报道，其中一页卡纸贴有刊出的李大钊真迹诗稿等等。

历经九十多年的风雨沧桑，《李大钊亲笔供词》手稿得以发现幸存于世是十分珍贵的，不仅使读者能够欣赏难得一见的李大钊钢笔书法，对李大钊手稿的研究更是零的突破，对整个李大钊史学研究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众所周知，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去年，李大钊生前唯一视频影像资料被发现之后，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也受到史学界的高度关注。

近一个世纪以来，民间罕有发现李大钊钢笔类信稿。直到2010年11月，《李大钊致吴弱男信札》首次露面被公开拍卖，也是一通七页，钢笔书写，署名“守常敬白”。是已知的李大钊第二件钢笔书信（另一件是1919年6月15日致吉野作造的信），大约写于1923年，其中谈及绘画、文学流派等等，现发现的《亲笔供词》是李大钊第三件钢笔信稿手迹，更为罕见！人们通过这些文稿，可以了解李大钊鲜为人知的一面。

那么，新发现的第二稿子《李大钊亲笔供词》与第三稿子《狱中自述》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什么变化？经核对，大都以文字修饰和补充为主。例如：应科举试府试中，把“府试中”改为“试未竟”；钊感于国势之陵夷，把“陵夷”改为“危迫”；而“学费所需，皆赖内人李赵氏辛苦艰难”这一句，精简修改为“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商议外交政策，把“商议”改为“讨论”；“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更改为“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接着的“又翌年一月”改为“又一年一月”；“钊曾出席”䃼充为“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把“内分宣传，组织、工、农、商、青年、妇女、海外等部”这一句，修改补充为“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提到寄居者名册寄存时，“钊当即应允”改为“钊均径自允许”；写到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在粤中办理”一句，修改为“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补充较为详细…此外，一些词句段落位置也有过调整和修改等。

另外还发现，“二稿”原文写有“北京执行部开张翠花胡同”一句，在“三稿”中并没有出现过，已被删去…（注：当时的“翠花胡同”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据不完全统计，“三稿”在“二稿”的基础上，李大钊就修改了200多处，这也证实了“三稿”只作修改而内容基本一致，与史料记载吻合。如不算标点符号，此次发现的“二稿”原文共2612字，而“三稿”全文为2816字。从字数上来说，两者区别不大，却发现“三稿”的字句修饰较多。如今，历经百年的“二稿”笺纸已经泛黄陈旧、字迹变淡，但阅读起来从头到尾刚正不阿、正气凛然，令人肃然起敬。

学者黄锦祥分析，“二稿”中的一些个人生活细节，只有作者自己才能记叙下来，别人是无从知晓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在“二稿”中有了新发现，填补了李大钊史料上的空白。

值得一提的是，整篇手稿有明确的书写日期（四月八日）和其本人签名，即是李大钊被捕后的第二天所写，也是他第二次书写的供词。其次，稿中局部字迹及签名已氧化褪色，充分体现出稿子本身的原始面貌。更重要一点是，“二稿”的重大发现，证实其“三易其稿”的记载。也见证了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崇高革命气节和无产阶级的宽广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