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舰队虽然在国际交往和宣示大明主权层面取得极大成功，但有关其“七次下西洋”的经济账该如何计算，史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郑和七次下西洋耗资巨大，且并未获得可量化的金银等贵金属，因此对于明朝，是一笔巨大的财政负担。不过，郑和舰队在经济领域的收益显然不能用单纯的金银来衡量，我们不妨用更现代化的观点，来看看其是否对当时的大明国民生产具备促进效果。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一方面宝船等大型海船的建造和维护，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明朝国内的手工业发展；另一方面，郑和舰队的远航也为中国的商贾打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促进了国内瓷器和丝织品的生产。这便是服务贸易带动货物贸易的典型案例。

东学西渐——明清时代西方“服务贸易”

我们已经说了不少“教育服务”，大部分是中国输出，16世纪之后，最初输入中国的服务贸易是“教育服务”。比如，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中国饱学之士成为莫逆之交。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徐光启和利玛窦一起翻译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创作的《几何原本》等书。从传播知识的角度来看，利玛窦更像是一个来到中国的“外教”。

利玛窦画像。来源/纪录片《历史名人与澳门》截图

此后，为了对抗后金铁骑，拥有着超前眼光的“西学家”徐光启又建议崇祯除了购买西式火炮外，还要重金聘请葡萄牙炮手、铸炮师前往北京助战。于是，公元1627年，一支由25名火炮匠人和28名火炮教官组成的葡萄牙小队，他们携带了10门红夷大炮开始了进京之旅，史称“西铳入京”或“葡人入京”。

崇祯四年（1630）六月，明军派出13名葡萄牙教官由登州出海支援皮岛前线。战报记录此战葡萄牙人指挥的炮舰一共发射了十九炮，大约打死了后金军六、七百人。消息传来大明朝野兴上下兴奋不已，认定皮岛海战的胜利已经帮助大明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更有人说出了“西洋一士可当胜兵千人”的豪言。可惜这些西式火炮在战场上虽然一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却最终在登州兵变中被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掠走，送给后金，反而成了大明的心腹大患。

300多年后，同样处在王朝后期的清政府，在军事乃至整个工业领域，也展开了一场影响更为深远的洋务运动。基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原则，清政府同样聘请了众多来自西方的军事专家和职业军官，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缔造了一支亚洲规模最大的舰队。

在北洋舰队众多西方军事顾问之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担任“北洋水师总教习”的前英国海军上校琅威理。他个性严谨，在华任职更是刻板谨慎。因为“长崎水兵事件”，他心灰意冷，以北洋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未悬挂代表他身份的提督旗为由辞职，此后，北洋舰队一度出现了纪律松懈、操练废弛的现象。最终，这支看似强大且现代的舰队在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虽然存在着诸多因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影响着国计民生的国防等关键性行业，不能依赖于“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服务贸易”，一定要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停泊在旅顺的北洋舰队主力。来源/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地方在于，甲午战争的胜负除了双方武器装备、训练士气之间的差距，运输方式、通讯手段的差距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公元1854年3月31日，在正式签署了《美日神奈川条约》之后，美国打开了日本国门，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尽显其“技术控”的本色，向日方赠送了含100米环形轨道的火车模型及当时世界先进的电报机，日本方面如获至宝，展开了系统研究和仿制。

正是在大量聘请欧美专家和技工，以“服务贸易”的方式修建属于自己的铁路、铺设电报网络的情况下，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可谓占尽部队调动和情报传递的先机。清政府直至甲午战败之后才痛定思痛的效仿日本，开始了铁路和电报系统的建设。这属于服务贸易中的“通信服务”。

最后让我们好好审视一下服务贸易，它似乎是一种新生事物，但当我们思考其本质时不难发现，自货物贸易诞生起，服务贸易就伴随出现了。无论哪个时代，一个商队离开本国，进入另一个国度，与一位路边人打听最近的集市怎么走，他热心为你介绍了市场上一个愿意购买你货物的商人，并收取了20个铜钱的介绍费，这便是服务贸易中的“销售服务”。所以，服务贸易无论古今，都在我们身边。

在数千年的文明交往史上，我们看到了诸如木材、丝绸、瓷器、茶叶、胡椒这些货物贸易，但除此之外，我们往往忽视的是服务贸易：一个技工的精巧设计、一个工匠的辛劳劳作、一个歌姬的美丽舞蹈、一个乐工的精彩演奏、一个商人的准确信息、一个水手的老道经验、一个僧人的谆谆教诲、一个将军的关键指点……正是这些“服务贸易”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极其重要，海纳百川才会有发展前景。

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之间的往来更加密切，新技术变革、新产业发展让服务贸易的前景更加广阔，抓住服务贸易发展机遇，对各国都极为重要。服务贸易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如今“服贸会”正在进行时，预祝再创佳绩！

2022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