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据一些史料记载，两宋时期的社会中上层家庭，则出现过一种另类现象，即当时一些达官贵人或士大夫官僚家中，常有一些婚姻“失时”女性，长期待字阁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龄剩女”。范仲淹在写给宋仁宗《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即曾描述此类社会怪象，说：“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

据范仲淹所说，当时的士人男女婚嫁失时现象并非少见，问题还比较严重。究竟什么原因呢？所谓“在天下物贵之后，而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穷窘”。一个字，穷。据宋史名家张邦炜先生考证，宋代以后，婚嫁之费猛增，人们的婚姻嫁娶风俗讲论钱财，嫁女花费通常要比娶妇更大。当时人们就慨叹：“伤生以送死，破产以嫁子。”连当时的皇弟扬王赵颢，“有女数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也不得不向哥哥宋神宗开口，伸手预借薪俸，以作花销费用。北宋名臣蔡襄在《端明集·福州五戒文》中，即对此种婚姻论财的风气予以激烈抨击：“婚娶何谓？欲以传嗣，岂为财也。观今之俗，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随其贫富，未有婚姻之家不为怨怒。”司马光则在《书仪》中更直白地说：“将娶妇，先问资妆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姑娘出嫁需大量陪嫁，士子取妇得看嫁妆多少，几家欢乐几家愁。社会风气使然，让一些原本家庭并不宽裕的士大夫，无法为女儿按时筹备丰厚陪嫁，又往往顾及脸面，所以只能让姑娘长久地养在娘家了。

北宋中期名臣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故于文士，观其所长，随其才而任之。”南宋晚期即有人评价当朝这种政治现象：“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两宋时代盛行科举制选拔官吏，士人一旦通过科举之路，无异鲤鱼跃龙门，很可能会有一个高光靓丽的前程。北宋中后期的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宋廷提拔的大多数高级官吏，基本都需要有科举进士出身。所以时人以诗感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在史学界，大家已基本形成共识，即两宋王朝是一个士大夫主政的时代。宋人也把本朝称为“官人世界”，说白了，也就是“尚官”的时代。宋真宗赵恒在《劝学诗》中，直接表达了读书科举与人生富贵的紧密关系：“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在这种典型的文臣官僚政治社会下，“崇尚官爵”是民众的集体心理。宋代有一首《寄鞋袜》诗，为署名“士人妻”的某位无名女性所作，诗云：“细袜宫鞋巧样新，殷勤寄语读书人。好将稳步青云上，莫向平康漫惹尘。”由此可见，士人家属对士子们科举成功，前途平步青云、官运亨通的强烈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