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社领导的支持，于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决定争分夺秒地再版发行这套丛书。虽然离1977年的高考日期已经很近了，但是徐福生认为“哪怕能抢先再版一本书对考生来说也是雪中送炭、解燃眉之急的大好事”。“当时真的是满腔热情，上海话说‘一门心思’，我们就是要抢时间赶进度，尽快地出书，最好能对第一批应考的考生们有些帮助。”

恢复高考后，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读书热潮。图为1980年上海复兴公园，正在散步的一家三口，父亲右手牵拉着女儿的小车，左手拿书边走边读（摄影：薛宝其）

由于高考临近、时间仓促，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再版发行这套丛书困难重重。徐福生回忆：“因为种种原因，这套丛书所保存的纸型已全部销毁。没有纸型，就没有办法直接拿来重印。”

纸型指的是印刷用的浇铸铅版模型。没有当时的模型，意味着印刷厂必须重新取字排版，而这恰恰是当年印刷过程中最为繁重、最为耗时的环节。这套丛书的重排和印刷由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承担。这家印刷厂的原工会主席徐家宝回忆：“当时的排版和现在不能比，当时都是手工做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拿出来，一个版面一个版面把它拼出来，尤其是数理化科技方面的书排起来更加复杂，有数字、有外文、有各种符号，很难排的。”

当年的高考准考证(来源见水印)

若以正常的速度，重印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这类科技书籍至少需要半年以上。原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工人严以忠回忆：“当时就是在抢时间，我们就单单印这个书就要三班倒，六部机器一直在转，日夜在做，那些天工人是没有礼拜天的。”

《数理化自学丛书》的第一本书——《代数》第一册终于赶在1977年恢复高考前的一个月面市了。当正在复习迎考的1977级考生在上海的新华书店排队买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喜出望外的心情可想而知。第二年，《数理化自学丛书》全17种书再版发行。一时间，各大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购书长龙。

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老员工回忆，由于这套丛书的热销，书店门口还出现了“黄牛”：平价买入高价卖出。与此同时，印刷厂也遇到了这类情况，原印刷厂工人严以忠回忆：“那时候我的一些亲戚朋友知道我在印《数理化自学丛书》，就请我想办法到厂里去搞几本。当时我就到装订处，有些书在机器上面切坏了，不能卖，我就想办法问人家讨两本。连装卸工也在搬运的时候拿掉几本。”为此，厂里不得不增派安保看守，印刷厂变得像造币厂一般“戒备森严”。

《上海出版志》记录了这套《数理化自学丛书》明确的销量：共发行435万套，合计7395万册。

见证父子情深

蔡祖泉是我国著名电光源专家，他靠着勤奋自学、刻苦钻研，从一位学徒工走上光源研究道路。蔡祖泉的儿子蔡中卫回忆：1977年恢复高考那会儿，自己正在部队里当兵，有一天父亲突然到访，并且带来了一样“宝贝”。在蔡中卫的印象中，他当兵5年，这是父亲第二次来看他。

蔡祖泉（右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被誉为“中国电光源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