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北宋有诸多传统，如崇文抑武、内外相制、外戚宦官不干政等，称之为“祖宗之法”，可是大家往往没有注意到，勤俭节约也是家法之一。原来自宋太祖即位以来，就反复强调勤俭节约、恢复国力。一方面精简官员、精选将士，北宋初年机构少、官员亦少，但办事效率极高，且很多方面颇具建设意义，禁军只有近20万，但征战南北无坚不摧，北宋的版图主要成就于此时；另一方面朝野内外的器皿、赏赐都量力而行，避免铺张浪费，比如太祖将祭祀天地所用的金银器皿换成了陶瓷，将祭祀的美酒佳酿换成了井水，又如刘太后掌权之时，她多次规劝王公、后宫衣着朴素，遇到穿金戴银、奢侈浮华者必教育一番。北宋在国库充盈而不骄傲自满上是出了名的，以至于刚即位不久的真宗想问一下国家有多少钱，就被宰辅李沆当场驳回，说您还年轻不能过早知道国库的富足，以免贪图享乐缺乏进取之心。

北宋的节俭已然相当突出，那么攒下来的钱有规划吗？是纯粹的抠门，还是别有一番志向呢？这里就必须提一下北宋的远大构想——封桩库。原来自五代后晋石敬瑭割去燕云十六州之后，北方陷于无险可守的尴尬境地，于是契丹铁骑时常劫掠一番，甚至有攻灭中原政权的危险境遇。宋太祖为杜绝此患，做了两手准备，一个是苦练禁军，以过硬的军事实力收回，确保北方的安定，另一个则是储蓄天下财富，给出契丹人大为动心的价码，高价赎回，如若契丹仍视而不见，那么就用这笔巨资赏赐禁军，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相信光复大业无法实现。封桩库成了为国守财、心系大业的攒钱项目，以至于原本计划的铜钱三五十万，逐渐变成了宋太宗时代的金帛堆积如山，日后封桩库进一步与部分国库相融合，构成了内藏库，形成了北宋国力的重要象征。

王朝积蓄为何突然一空？

话说时至宋太宗时，国库已然相当充裕，新构建的内藏库也是喜人景象，如果国家财政平稳运作，那么王朝的富足自不待言。可是面对空前的财富，太宗燃起了光复燕云十六州的旧愿。

原来太宗即位曾颇具争议，使得他迟迟无法确立威信，这就是“烛影斧声”之谜，太祖即将驾崩之夜，太宗作为皇室兄弟竟然抢在皇子之前赶入宫中，在一番争执之下最终即位，究竟是太祖传位还是太宗夺位，朝野上下流言四起。太宗此时面对国库的空前充盈，决心以建立盖世伟业来征服群臣，他先是借荡平南方割据政权小试牛刀，然后挥师北进围攻北汉（即山西一带割据政权），面对势如破竹、北汉请降的可喜局面，宋太宗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再也难以按捺激动的心情，不顾众将的劝阻决意北伐，本打算以浩荡之势拿下燕京，然后完整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是怎料遭遇契丹骑兵的顽强阻击，结果功败垂成，大军溃散、军备尽失，这就是历史上的“高梁河之战”。太宗痛定思痛，本不再敢轻言战事，但架不住契丹老王驾崩，萧太后、辽圣宗孤儿寡母的形势诱惑，以为一雪前耻的机会到来，结果规模空前的三路北伐正式开启，然而前期顺风顺水、后期形势逆转，光复燕云十六州终成泡影，此事则被称为“雍熙北伐”。太宗朝的两次北伐，涉及数十万军队，军备物资、前线犒赏开销极大，而战争中的财产损失、战争后的防线构建也耗费无数。由太祖到太宗，积攒多年的财富底子，如今也兜不住了。

之后的真宗与仁宗朝也一度遭遇澶渊之盟、宋夏战争等颇耗财力的战事，但是王朝真正的无底洞却是“三冗”问题，即“冗官”“冗兵”“冗费”。

北宋建立之初，沿用五代旧官员、提拔心腹新官员，造成了机构与官职的名不副实，很多官员在其位而无事权，有的则是挂它名而负责此事，之所以这样离不开帝王权术的心机，即不得罪官员已有利益，而主要使用信得过的年轻、资浅之人，这样就会导致出现两班人马乃至多位备胎，同时对于大权在握的官员严加防范，用其他职务来监督、牵制，以致于凭空设置诸多官职，被宋人评价为“叠屋架床”，而北宋空前的科举热情，使得官员后备军多出数十倍，有功名无官职者、徘徊在低级官职难以升迁者比比皆是，“冗官”的局面带来了臃肿、低效与耗费，官员们的正常俸禄、逢年过节的优待、特别的宴请与恩赐成为王朝的沉重负担。

而北宋的禁军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一反太祖之时的精兵作战，太宗之后的历朝皇帝均围绕边防、征兵大做文章，甚至认为大灾之时应该招募难民，正所谓有叛民无叛兵，而城市中游手好闲之人，也一并招入军营，以免影响社会秩序，这样一来北宋军人的鱼龙混杂、数量庞大、不堪作战显得尤为突出，至宋仁宗时禁军数量一度高达80万人，是太祖时代的四倍，而至北宋末年军纪败坏，不少军营更是出现了空占名额的现象，军人要凭一技之长自谋生计，军官则揽下军饷中饱私囊。军队的开支既有常规军饷，又有衣物恩赏，还有战事犒劳、老迈伤残的眷顾等，北宋的国力越发难以为继。

在“冗官”“冗兵”共同作用下，“冗费”是难以避免的，北宋初年精兵简政、充实国库的刚健有为渐渐远去，留下的只是负重前行、疲于喘息的王朝背影。

北宋财政的续命与断命

面对征税不断而财政未见好转的尴尬局面，北宋的士大夫开始针砭时弊，如范仲淹挥笔写下《答手诏条陈十事》，掀起激浊扬清的“庆历新政”，其中根据政绩选拔的“明黜陟”，避免兄弟子嗣大量入官的“抑侥幸”，严格限定科举人才的“精贡举”，是对“冗官”问题的有力回应，但无奈的是改革触动了官场利益，为同僚所不容，“庆历新政”历时一年昙花一现。

神宗之时，王安石堪称少有的理财大师，“熙宁变法”融入了广开财源的卓越气势，其中国家发放农业贷款的“青苗法”，百姓出钱替代服徭役的“免役法”，核查土地重订田赋的“方田均税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的“农田水利法”等，从农时、农需着手，强化农业的同时增加了国库收入；关注市场买货卖货的“市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均输法”，交纳钱财不再供物的“免行法”等，从商品经济入手，体现出物价商情的综合考量，政府获利颇丰。“熙宁变法”既有把农工商蛋糕做大的构思，又有国家干预从中获利的举措，可以说此次变法犹如棋盘上的一招妙手，将不堪重负的财政局势强力挽回。如果说宋太宗时每年收入铜钱一千六百万，就有“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的感慨，那么“熙丰变法”期间每年的最高额竟有铜钱六千万，同时粮食、盐茶、布帛等均有大幅度提升。

王安石题跋像

然而，变法“续命”的立足点是开源而并未真正实现节流，冗官、冗兵的系列问题只能说有心无力，宛如一个偌大的水池，一侧是不断注水，另一侧却是不断漏水，当变法的脚步逐渐放缓时，北宋国力的水池必将再度回到捉襟见肘的局面。果然，神宗死后，“元祐更化”将轰轰烈烈的变法成果一笔抹杀，哲宗、徽宗两朝新旧两党交替，变法已然没有了兼顾国运与民生的初衷，转而走向了争权夺利的斗争，“熙宁变法”之时的国力只能拯救一时，却无法周全一世。

《宋神宗坐像》。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院

徽宗上台后，形势急剧恶化，作为一代艺术皇帝，他在琴棋书画上有过人的品味，但在治理国家上却不知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百年基业可谓毁于一旦。

宋徽宗题赵昌花鸟图。来源/弗利尔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