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一外放的愿望直到永和七年（351）才实现。这一年，49岁的王羲之出任会稽内史（治所在今浙江绍兴）。《晋书》记载，他还在同时获得了“右军将军”的称号。日后人们尊称王羲之为“王右军”便是从此而来。譬如《世说新语》叙述魏晋人物的轶事，有四十多则说到王羲之。此书在提及王羲之时，就多称其为“王右军”。问题在于，王羲之之前担任的“护军将军”就是三品官，而“右军将军”却是个四品官。但他外放会稽显然不是贬斥，所以有看法就认为，这是唐人写《晋书》时搞错了，王羲之真正担任的是“右将军”，与“护军将军”一样，这也是个三品官，只不过从京官外放为地方官。这就显得正常了。

指点江山

会稽内史，其职级为太守，系会稽一地的最高行政长官。西汉初年分封了许多诸侯王国，对王国内掌民政的主官，便使用了内史这个名称。东晋咸和元年（326），司马昱从琅琊王改封为会稽王，其时会稽不称郡而称会稽国。就任会稽内史后，直到去世，王羲之都再没有离开会稽。但他作为东晋朝廷命官，仍然对时政表现出高度的关注。

浙江绍兴王右军祠内的鹅池

永和五年（349），占据中原的后赵（十六国之一）皇帝石虎逝世，后赵随即因诸子夺位而陷入大乱。桓温上书请求北伐，东晋朝廷唯恐桓温北伐是假、发动军事叛乱是真，先是含糊应付，实在拖不过去了，就任命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统率北伐。但王羲之对此坚决反对，先后两次写信劝阻。在他看来，东晋国力本来就弱，桓温控制的长江中游荆襄地区也不会在军队和物资上对殷浩北伐予以支持。因此，东晋政权北伐所能动员的不过是春秋时的吴越旧地（今苏南上海及浙江一带）。王羲之因此断言，“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再加上将相不合，相互掣肘，北伐必然失败。

时局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殷浩本是一位优秀的文人学者，在清谈玄学方面造诣颇深，也正因为善于清谈而被重用。但他对军事指挥却一窍不通。永和八年（352），殷浩组织北伐。指挥大规模战争所需要拥有丰富的战备资源协调能力，大规模人员的统筹安排能力，还有面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殷浩根本一无所长。结果，晋军才过了淮河就连遭败仗，损兵折将，狼狈退回江南。桓温乘机上书，弹劾殷浩。东晋朝廷丧失长江下游的主力，无法对抗桓温，只得牺牲殷浩，把这位清谈统帅废为庶人。殷浩在表面上一如既往，照旧清谈玄虚，只是经常在空中写“咄咄怪事”四个字发泄心中的愤懑。

他当然是有理由郁闷的。其实当时的东晋朝廷无意北伐，不过是被桓温逼到没有退路，硬着头皮上阵而已。道理也很简单，作为历史上第一个被逐出长江流域的中原王朝，东晋政权从立国江东一开始就处于“寄人国土，常怀羞惭”的尴尬地位，北伐中原收复故土，因此也成为东晋时期最大的政治正确。加上当时后赵国中大乱，确实是个捡便宜的好时机，所以桓温提出北伐，朝廷没有理由拒绝，但又不想让桓温北伐成功进一步增加威望，那就只能让殷浩出马了。王羲之就事论事，自然难以体认到当权者心中的难言之隐。

作为琅琊王氏南渡第二代，王羲之虽然生于山东临沂，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美景与逐渐安定下来的社会局势，渐渐抹去了童年中的战乱阴影。他们已经不像父辈那样，感到江南和中原有“河山之异”，而是完全适应南方的生活，逐渐忘却“故国之思”。在这种情况下，王羲之对东晋的北伐行动也流露出消极态度。他在《遗殷浩书》中就认为，“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这就等于是要放弃江北土地，偏安江南。

避免无谓的北伐战争，安心开发江南，或许就是王羲之对时局的展望。但不能不说，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显出了王羲之不够成熟的一面。政治方面自不待言，放弃北伐旗帜等于放弃东晋的立国合法性，而在军事上，守江必须守淮，放弃淮河防线退守长江，终究也将难免“一片降幡出石头”的黯然结局。后世南陈如此羸弱，仍与北齐力争淮南以为江南屏藩，就是这个道理。

道胜宽和

不过话又说回来，王羲之也的确看到战争造成的赋役沉重、民生凋敝等严重的内政问题。北伐战争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是老百姓和前线将士大量死亡；运输军粮远至千里，辗转流离，不胜其苦。这种生灵涂炭和经济凋敝的惨象，就连暴虐的秦代也没有达到。他在《遗殷浩书》中提到“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竞路，殆同秦政”。王羲之还尖锐地指出，老百姓不堪重负，秦代陈胜、吴广起义那样的农民起义，可能不久就要来了。

浙江绍兴越城区题扇桥

《姨母》《初月》二帖，东晋，王羲之（唐摹本），出自《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卷，硬黄纸本，现藏辽宁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