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羲之主张偃武修文、宽简施政——所谓“道胜宽和为本”。在出任护军将军时，面对手下一帮老弱病残士卒，他写了一篇《临护军教》，后来收录进《全晋文》。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今所任要在于公役均平”，大意是讲，你们对自己遇到的困难，可以畅所欲言，军营中如有老弱多病、不能温饱或无法养家者，都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照顾。从中可见，王羲之是相当体恤士卒疾苦的。后来在写给谢安的书信（《遗尚书仆射谢安书》）里，王羲之又指出，在平日里，扬州有一个好刺史就足以统管好，怎么如今用成群的贤才反而治理不好了呢？这正是因为执法不统一，牵制手脚的人太多的缘故，若是法令简便而容易实行，就足以保守已有的功业了。

而在担任会稽内史时，王羲之终于有了在地方展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会稽内史辖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浙江（除西北部）与皖南黄山市（旧徽州）一带，是东晋政权的战略大后方及粮食、军备物资的基地。然而，会稽地区由于连年的战争负担、干旱不雨的恶劣天气以及沉重的徭役和赋税，造成民生凋敝、百姓流亡等严重的社会问题。王羲之上任时就发现，当地还发生了大饥荒，“江东自有大顿势，不知何方以救其弊”。

面对如此荒灾，王羲之先是决定“辄开仓振贷”。另一方面，又想办法减少粮食浪费。东晋时期饮酒成风，那些风流名士更是整天酒醉如泥，以饮酒是放浪形骸、恃才傲物的资本。但酿酒需要粮食，这种享乐风习自然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因此，王羲之决定在辖境断酒（禁酿酒）。此事虽不见朝廷批复，但王羲之执意实行，断酒一年，效果显著：“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王羲之对这一结果也很满意，认为“此救民命，当可胜言”。另外，面对朝廷繁重的赋税徭役，王羲之很担忧百姓，于是上书据理力争，希望大灾之年朝廷能够减免赋税。好在朝廷给了他这个面子，“事多见从”。这些善政的举措，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当地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也体现了王羲之心忧百姓的博大情怀。

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的第三年，中国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聚会发生了。这年三月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的兰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集会，42人共辑诗37首，王羲之既是召集者，诗集序就由他来写。由此便有了流传千古的名篇《兰亭集序》。

参考文献：

刘占召：《王羲之与魏晋琅琊王氏》

渠晓云：《中古会稽士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