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礼学蓬勃发展，作为丧礼学中重要的丁忧制度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比如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北魏孝文帝时进行“王度惟新”，其内容就是实行五礼制度。孝文帝为文明太后服丧三年，区别于以往为太后“既葬公除”，为北魏首例。北魏孝文帝用这种做法来强化自己制定的法律制度，而北魏律法对后世影响也更大：“自晋氏而后，律分南北二支：南朝之律，至陈并于隋，而其祀遽斩；北朝则自魏及唐，统系相承，迄于明清，犹守旧制……唐宋以来相沿之律，皆属北系，而寻流溯源，又当以元魏之律为北系诸律之始。”所以丁忧制度跟着北魏法系一起，被后世历代继承下来。

北魏石雕孝文帝礼佛图。来源/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当丁忧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固定下来后，为了维系这个制度的存在，自然少不了惩罚和奖励体系。唐代对丁忧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在《唐律疏议》中对此有详细规范：“父母之丧，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内是正丧，若释服求仕，即当不孝，合徒三年。”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父母逝世，当守孝27个月，如果不遵守会被以不孝治罪判处三年徒刑；另外，丁忧期间不准新婚嫁娶、繁育生子、分割家产等，否则都会被认定为不孝，判处徒刑。“诸居父母丧，生子及兄弟别籍、异财者，徒一年……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等，可见古人对丁忧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对破坏制度的人的惩罚也十分严厉。

到了宋代，丁忧制度进一步细化，其最大特色在于对文武官员的不同要求：武官不允许守丧，文官达到品阶就可守丧，且堵住了一个制度大窟窿，那就是对父母死后隐匿不报者的惩罚。“匿而不举哀者，流二千里；父母亲死亡应解官，而诈称已服丧不解官的，徒两年半；或者冒哀求仕，在持服年内预选求仕的，在大祥后则徒一年，大祥前则徒三年”。到了元代则改为打板子，“诸居父母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知道居丧而婚姻者，杖一百；娶妾杖七十”。明清时期的丁忧制度日臻完善，制定出极为详细的辈分丁忧时间和奖惩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