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委员长被扣押的消息一经传出，西安整个地区顿时沸腾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种种反蒋抗日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包括召开群众大会，还包括大范围的示威和游行。当时，传单、标语在西安随处可见，不仅严厉斥责了日德意反共同盟，还要求组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当时，为数不多的共产党激进分子提出许多建议，但意图只有一个，即抗日救国。
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表面的迹象显示中共直接卷入了“西安事变”。不过，这个事变发生后，按照张学良的命令，一架飞机飞抵延安，将这里的三个中共领导人接到西安，这无疑表明中共开始插手“西安事变”。这三个中共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叶剑英和博古。与这些中共领导人前去西安的还有几个秘书和随从。
不过，时间不长，莫斯科发表声明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从未插手“西安事变”；此外，谴责日本，指出日本对这个事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几乎在同一时间，东京发表声明说，“西安事变”来得太突然了，他们都没反应过来，更不可能参与“西安事变”的筹备工作了；另外，指责莫斯科，表示莫斯科应当承担这次事变的部分责任。莫斯科的报纸上大肆渲染“西安事变”，说这次事变是汪精卫和日本人的佳作。与莫斯科截然不同的是，日本政府内部人员持有这样的观点：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中国共产党的鼓动；这次事变的教训是深刻的，同时它表明中国很有必要加入反共协定。
《报纸新闻》是东京的一种报纸，它上面刊载了这样的新闻：不管是在西班牙，还是在中国，共产党都做了“统一战线”宣传，这种宣传内容几乎一样。倘若张学良固执己见，联合苏联成立统一战线，那么日本将会采取相应的措施，给予有力的回击。“西安事变”后，日本趁中国政局不安的情形，大肆向中国政府施压，试图让中国政府与他们在反共协定上签字，《大公报》就此发表了一则新闻，严厉批判日本的这种行径。需要说明的是，《大公报》是中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日日新闻》是东京的另一种报纸，它说在朱德和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共领导的军队力量不断壮大，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与中央政权展开权力之争。
（摘自《我在中国的二十五年》 文/[美国]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 译/刘志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