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物的历史变迁：从茹毛饮血到农牧并进

与秦汉、隋唐和宋元不同，明清时期传入的作物中除瓜果、蔬菜外还有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重要粮食作物。由于它们高产、耐瘠、耐寒，一些边远苦寒山区和边际土地得以开发利用，扩展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地域空间和时间配置， 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如番薯，适应性强，无地不宜，“一亩数十石，胜种谷二十倍” 。17世纪初， 江南水患，五谷不收，饥民流离。 徐光启从福建引番薯在上海、江苏推广，起到了很好的救荒作用。 民国时期，美洲作物的产量差不多占据了中国粮食总产的10%，在东北、西南等地区则超过20%。

中国人口在西汉时期已接近6000万。然而，此后的1500年中，起起伏伏，升升降降，到明初人口仍然只有6000多万。 从明朝中期开始，人口开始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快速而稳定的增长，到清末已超过4亿。迟至182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经济体，中国的GDP约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32.4%）。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没有现代科技， 也没有现代工业，中国经济主体仍然是农业。那么，是什么支撑了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农业增长呢？应该说， 多熟种植等传统集约农业措施及高产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是这一时期中国农业和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历史回顾可以看出， 所谓天皇、地皇、人皇的“三皇”传说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起源三个阶段，中国食物历史变迁大体形成了这样一些历史脉络， 经历了从茹毛饮血（生食-熟食，燧人氏）、播种百谷（采集渔猎-农耕，伏羲、神农） 、五谷六畜（农牧并举）、南稻北麦（农主牧辅），到今天农牧并进的历史进程。

从中国食物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 1、寻求充足而稳定的食物来源是人们生存的第一要务（农牧业的发明；粟、麦、稻相对地位的变化；“以粮为纲”的基本国策；杂交水稻的发展以及每年中央的一号文件）；2、作物种类、空间和时间的差异配置较好地抵御了毁灭性自然灾害，让中华民族拥有更强的承受力，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稻麦生产体系的互补；玉米、红薯、马铃薯的救饥和救荒作用）； 3、以吃得更营养、更丰富作为发展动力（粟、麦、玉米相对地位的变化， 2010年玉米已经取代稻作和小麦成为中国第一大作物， 但70%用于畜牧和家禽饲料），从“以粮为纲”到农牧并举（牧业产值由1952年的11%提升至2015年的48%）， 从“丰产高产”到“优质高效”，从“工业农业”到“有机农业”、“生态农业”； 4、南北交流、汉少融合、东西交汇是丰富中国食物原料重要推力（南方农业与北方农业的交融；汉民族农业与少数民族农业交融；中国农业与国外农业的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