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司马迁对张骞沿路考察汇报材料的记录，才使得蜀地有通往国外交通线的消息在一份古代文献中透露了出来，也才使得汉武帝有了改变国家战略的依据。在此之前，中原的君臣们、先知们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叫身毒的国家，且这个国家还是自己西南方的邻国。
能与域外同类产生关联，达成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共识与通道，对于汉朝和汉朝以外的族国来说，太重要了。汉武帝深知这一点。现在，他又从忠臣、能员张骞的奏本与言谈中知道了一宗事实，那就是，为着这个愿景，如果从长安出发西去的话，会遇到来自羌人和匈奴的阻截与危险，如果从成都出发南下的话，则是到身毒的最佳捷径，且又不经由铁马嘶鸣的匈奴地盘。
吃了一惊随即大喜过望的汉武帝立马决定让建议者自己去实现、坐实自己提出的建议。从理论到实际，从激情到忠诚，这位手下似乎都具有再攀新高、再创千古佳绩的实力与必然。这样，出使西域回到长安不到三年的张骞又接过了去开通“蜀身毒道”的令牌。一骑驿使，将张骞从与卫青一道抗击匈奴的战场上召回了长安。
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个伟大的领袖，一定有几个出色的人物。这是时间对一个需要嘉奖的国家的标配。
张骞出长安城门，乘车换马，经剑阁道，来到了南丝路始端源地成都。但这位冒险家并没有在花团锦簇、舒适安逸的成都城安营扎寨，而是沿畅通无阻的“蜀身毒道”首段继续向南挺进，直到把他的指挥中枢设在了紧靠前线“西南夷”的长江边上的犍为郡。这一年，是公元前122年。
张骞一番考察和谋划后，派出四支探路兼外交队伍，分别从成都和宜宾出发，计划从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四个方位向身毒进发。四路使者也是“蛮拼的”，跟着商队，磕磕绊绊，一路交涉一路前行，哪知各行才一二千里，就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滇越少数民族地区。交涉无果，不能继续前进，望着商队过关南去的背影，又得知匈奴来犯长安，只好叹一口气，掉转马头原路折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