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博尔和克礼在北大兼任校医的方式为“每周某日中午来一小时”，与现在的“专家坐诊”无二。平时北大另有专职校医，如柏林大学毕业的郑和光博士。张中行某次因胸部不适去校医院，有幸遇到狄博尔坐诊，“记得不同于一般的是以耳代听诊器，听完，用德文写个纸条，让你拿着往德国医院，自有人照条处理”。张中行调侃说，“还是郑大夫方便、实惠”，不用跑远路。从北大毕业纪念册看，狄博尔逝世的当年仍兼任校医。据德方档案，二人先后入葬位于“北京崇文门内迤东”的德国墓地。该墓园始建于庚子年后，从1906年的一张明信片来看，已初具雏形。1929年时，也就是狄博尔去世前三年多，规划已经相当完善，墓穴旁的雪松郁郁葱葱。1952年，朝阳区酒仙桥的外侨公墓建成，内城内较大的外国人墓地都迁至此；1959年建设北京火车站时，德国墓地旧址被占用。笔者曾至外侨公墓、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地寻找其碑铭未果。如今谈这段历史，也是希望两位“埋骨中国”的德国医生不至于被人彻底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