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小插曲：在狄博尔和克礼的共同领导下，医院发展得很快，但两人在数年之内矛盾不断，极大地影响了医院的工作氛围，妇科医师约翰·格林不堪其扰，选择离开北京，前往沈阳从业。1930年，其兄弟汉霍特也转至天津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汉霍特的妻子伊姆加德自1933年起就开始在辅仁大学的《华裔学志》上发表文章，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女性汉学家，晚年写作了关于在华生活的回忆录；他们的儿子林懋作为傅吾康的得意门生，1953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德国战后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与导师一起开创了以研究明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为主的德国“汉堡学派”。两人的矛盾似乎也可以理解：狄博尔是虔诚的新教教徒，逝世前始终担任北京教会的顾问；克礼则非常世俗化，有时甚至拒绝教会对医院工作的过度干预，他更乐意“融入”中国社会——在其子女的人生选择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价值取向。正因如此，他能够成为近代史上几起大事的见证人，“克礼”之名也与多位学者、要人联系在一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孙中山和梁启超。
两位院长交往过的近代名人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因肝痛自津抵京就医，狄博尔、克礼立刻至其下榻的北京饭店，初步诊断为肝病，但未下具体定论；1月5日，7名医生（德4美3）会诊，推克礼为主任，定的方案是“施行割治”，但孙中山本人对病情严重程度估计不足，只同意克礼以内科方法保守治疗。1月23日，克礼发现其眼球发黄，知道是病情加重，力劝住院治疗。1月26日入协和医院，由克礼、刘瑞恒、邰乐尔等人组成医疗小组，仍以克礼为组长。从1月27日到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克礼每天都亲自记录病情变化，签字后交给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将形成的文件翻译成中文，于3月12日以《德国医生克礼关于孙中山肝病治疗经过》为题发表，并收录入葬事筹备处出版的《哀思录》。克礼所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为：“孙博士今晨九时三十分安然而逝，神志清明，临终不改。昨日下午发表其对于诸事之最后嘱咐，并曾告孙夫人：愿如其友人列宁，保存遗体，且愿葬于南京。孙博士遗体以移至协和医院施行保存手续。克礼医生，三月十二日。”克礼的长子文策从其父处得知，孙中山本人就是医生，所以对癌症的认识很清楚，能冷静面对自己病情的发展。他还提到，孙中山逝世前几分钟，追随者们要求他立下遗嘱，克礼亲眼看见他挣扎着“在一张纸上划了几笔……绝对没有后来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遗嘱内容那么长”。克礼显然是对孙中山三份遗嘱的订立过程缺乏了解：《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已在2月24日签了字，而临终前“补签”的这份文件，乃是最重要的《国事遗嘱》。对于《国事遗嘱》的订立和签字过程，国民党元老们有不同的回忆；而克礼作为主治医师和目击者，其记录应比较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