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礼的名字在梁启超家书中频频出现，是1926年1月后者因小便出血前往德国医院就医之后的事情，而且看上去两人很熟悉。克礼嘱咐他精心休养，但他在2月初又“很费心造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于是小便又再红起来，被克礼很抱怨一会儿，一定要我去住医院”。他虽然觉得“只要小便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但过了几天还是听了克礼的话前去检查，并且开始住院。媒体报道之后，去德国医院看他的人络绎不绝，他说“我很想立刻出院，克礼说再住一礼拜才放我”。3月份，他决定在协和医院接受右肾切除手术；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以及协和的外科医生们一起研究，讨论方案。8月份，梁启超在天津尿血症复发，伍连德看了他的小便后很担忧，入京与克礼详细探索病情，又向他反馈了探讨的结果。1927年2月下旬，梁启超6个月大的第十子梁思同（昵称“小白鼻”）得了肺炎，先是在清华住院吃药无效，25号请同仁医院的医生看过“还说绝不要紧”。当晚十一点病情加剧，梁启超“电召克礼”，克礼深夜赶到，一看就说“正是现在流行最危险的病”，“恐怕保不住”，当即带着孩子跟他回医院，但孩子还是在当晚不幸夭折。梁启超悔恨不已，说是被“日本医生所误”，又说不该“被清华医生耽搁了三天”。后来第九子梁思礼也病了，“幸亏发现得早立刻去医，在德国医院住了四天……完全安心了。克礼说若迟两天医也危险哩”。4月，梁启超因接受手术满一年，前去协和复查，听了医生的意见后，他为了放心，又找克礼核实。
狄博尔抵京时间比克礼早，所以在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初期就享有盛名，最推崇他的人之一就是鲁迅。1917年，周作人病重，恰好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忧心忡忡，四处告贷，为其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长兄“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1925年，鲁迅写小说《兄弟》时，也以狄博尔为原型塑造了一名“普梯思大夫”；对此，周作人说：“普悌思大夫当然即是狄博尔，据说他的专门是妇科，但是成为北京第一名医，一般内科都看，讲到诊金那时还不算顶贵，大概五元出诊是普通，如本文中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