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召唤了他们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加勒比海诸岛的移民开始到来，这激起了一连串为人所熟悉的忧惧，其中就包括白人失业、异族通婚，以及总体人口过多的可能性。到二十一世纪初，据估计伦敦容纳了接近两百万的非白人少数民族。尽管偶有种族因素激起的攻击，尽管某些少数民族会因警方的表现感到焦虑，有力的证据显示，伦敦平等主义和民主的天性已经将恐惧与偏见边缘化了。移民是伦敦如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它最近、最具争论性的那些表现，最终也成了移民人口的稳定特征。这一点很明确，即使在1958年诺丁山暴动之后，特别是一位名叫凯尔索·柯克兰的年轻安提瓜木匠被杀害之后。伦敦生活的一项基本的要素又回来了。“在早些时候，通常，你知道，”一位年轻的西印度群岛人告知《温德拉什》（一部关于二十世纪来自加勒比的移民的研究著作）的作者，“每当什么事情出现在报纸上时，你总能坐上公车去一试其冷热。人们会很有敌意。而这个事例中，在那场葬礼之后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你能够感受到一种变化。人们更为友好。人们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和应答。”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有过暴动和谋杀，但是没有人能怀疑，伦敦城核心和根本的趋向是吸收和同化。这是其历史固有的一面。
这座城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有所变化。《温德拉什》的作者、迈克尔·菲利普斯和特雷弗·菲利普斯，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背景。他们提出，来自牙买加、巴巴多斯岛和其他地方的工人，并非是简单地“移民到不列颠”。“召唤他们，并且他们也开始渴望得到的，是这座城市的生活”，他们实际上是因此才移民到了伦敦。在二十世纪，这座城市有效地创造出现代工业和经济生活的条件；因此对于新移民来说，到伦敦的旅程，是“与现代性那宽广的激流相接合”的唯一途径。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观察，而且也是对过去一千年来所有的移民往来作出了启发性的阐释——他们被这座城市本身所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