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秋收陷入混乱，普通市民拘捕华人的行动遍及南加州，监狱爆满，法院因人身保护案亦爆满而延期开庭。司法部长奥尔尼命令联邦法院执行官停止执行《吉尔里法》。他说，再也没有经费支持该法的执行了。
旧金山《东方华人报》的编辑季沃尔警告美国人，他的同胞“将因这样的侮辱而忌恨难平，就像美国要在你身上挂狗牌一样。华人是人，不是牲口，他们反对在脖子上挂狗牌。他们要上你们的法院打官司、求公道；直到他们发现，公义并不存在；于是，他们将会离开你们的海岸……美国总有一天会为这一切后悔的”。他接着写道：“你们的庄稼无人收割，你们的工厂将要关闭，因为找不到人开收割庄稼的机器，那时，你们将吵吵嚷嚷，要华人回来，那是无法抗拒的。于是，华人将痛快地大笑着回来。也许，你们求他们回来也不容易了。”
在此期间，遣返华人的问题在财政部、联邦法院执行局、地区法院、最高法院、县监狱和国务院之间踢皮球，华人登记的截止日期模糊不清，数以千计的华人大罢工。饭店和餐馆关门，因为它们没有厨工、服务员，甚至没有新鲜食材。
洛杉矶县的葡萄园和果园小镇里，气氛紧张。科尔顿的罐头厂通告，它准备砍工资，华人劳工以罢工响应，只剩下白人劳工干活。9月11日，图莱里及其周边农村的所有华人辞工，乘火车去洛杉矶或旧金山。
《吉尔里法》写入了华商和华工的阶级界线，但华人社区拒绝自我分裂。许多华商主动把华工转变成为合伙人，有时，他们售出一部分小小的股份，以便让华人农工、罐头工和其他厂的工人有资格在美国居住。
此时，中华总会馆鼓励同胞迁移。有些华工去加利福尼亚北部，有些去加拿大或墨西哥，有些去美国南方或东北部，有些回中国。避开太平洋海滨可以保护华人矿工和农工，使围攻和遣返华人成为美国政府更沉重的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