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般不愿的情况下，从圣迭戈到西雅图的数千华人开始登记。1894年春，杨儒大使和中华总会馆继续在唐人街张贴通告，命令华人劳工登记。杨大使说服中华总会馆，不要用华人劳工的司法地位去损害新的贸易条约，因为该条约对在美华商相当有利。
令人吃惊的是，如果不算审理案子和遣返的费用，五万美元办理华人登记的拨款已经足够。美国政府颇为骄傲地宣布，华人“普遍顺从”《吉尔里法》和麦克雷里的修正案。
由于《排华法案》的实施，经过反复的围攻、暴力和遣返，以及因沮丧而自愿回国，美国西部的华人人口戏剧性地减少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加利福尼亚的华裔美国人口失去了百分之三十七。从1890年到1900年，美国华人人口从十万七千人下降到九万人，失去了百分之十六。
到强迫登记时，曾遭遇野蛮暴力的华人移民反而觉得，遣返就像是免费回家，有些华人欢迎被遣返：“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佬看上去千人一面，狡猾的天朝子民能售出多余的登记证，卖价不菲……这些证书卖给想要回家的人。他们把登记证放在口袋里，人并不注册。没有登记证就能免费回国……他们想返回美国时，登记证使他们能再入境。”
登记截止日期到达时，中华总会馆要求了解，不登记的人会有什么遭遇。等待遣返的华人在哪里“关”、哪里吃、哪里有人照顾？为了抗拒《吉尔里法》，中华总会馆筹集了十多万美元打官司、搞宣传，得到的收获仅仅是六个月的延长期。
有司法裁决和国会授权的保驾护航，对华人居民的围攻络绎不绝。1894年5月，加州弗雷斯诺县的德·里奥·雷伊葡萄园用华人劳工接替白人劳工；不出几天，华工在床下发现炸弹，被迫逃亡，没有人因此而被捕。同一个星期，距此以北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一百多名“产业军”（仿畅销小说《回眸》里的一个名字命名，该书描绘一个全白人的乌托邦）暴民袭击了普莱森顿和瓦卡谷的果园，他们要求所有的农场主炒掉华人和日本人。暴民劫掠棚屋，殴打亚裔工人，抓捕尽可能多的人。民团还抢掠了旧金山华人公司刚刚收购的一家杏园场。暴民气焰嚣张，沿途搜罗新成员，肆无忌惮地枪击田间劳作的华人和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