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一千纪,整个内亚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结果是形成了尼科莱·克拉丁(Nikolay Kradin)口中的“复杂的牧业社会”,同时也导致了农业投资的增加和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正如经济学家和农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所指出的,人口的增长和社会复杂性的提高通常与农业新技术的开发或引进以及互易交流的加强紧密相关。因此,我们不仅可以将丝绸之路理解为一系列地理线路的集合,还可以将其视为整个欧亚大陆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最终推动了整个旧世界的变革和社会复杂性的日益提高。丝绸之路成了食物全球化重要的渠道之一,这条互易交流的走廊在过去5000年里一直在影响和塑造欧亚大陆各地的文化。
最后,我将以欧文·拉铁摩尔的话作为全文的结尾,在内燃机尚未发明、二战尚未彻底颠覆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20世纪20年代初,这位传奇探险家和学者曾随骆驼商队一起沿丝绸之路而行。在1929年写下的文字里,拉铁摩尔对他在中国西部多地观察到的变化扼腕叹息:
在我们的时代,蒙古和中国新疆一带的商队向外输出的每一批货物都有所不同,但商旅们始终采用亘古不变的古老运输方式,仿佛白人从未在亚洲出现过一样。然而,他们的末日已然降临。时代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在中国,时间的流逝往往以半个世纪为单位),在这样的时代,懂得师夷长技的人将修建起连通宁夏和兰州的铁路,沙漠商队很快便会沦为在阿拉善的沙海与大草原之间飘荡的贩夫走卒。走进这些市场的感觉十分奇怪——感受到难以名状的、走遍天涯海角的沙漠商队昔日生活的脉动,同时意识到明日的阴影将让他们的一切传统和特色面目全非。在卸下小小的行囊之后,赶骆驼的人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出城市,似乎期望在半小时之内慢悠悠地走回家中;然而,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一直走到营地,大篷车组成的商队正在山丘背后等待着他,骆驼正在吃草,等待再一次装满行囊。等到营地拆除,他将再次艰难跋涉,一路抵达中亚。对于干这一行的人来说,只要离开家乡、搭起帐篷,他们便能不慌不忙地远离充斥着电报和报纸、刺刀和戒严的文明社会,走进一片神秘而辽远、只有他们知道入口的土地。
新中国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地处陆上丝绸之路黄金段和“一带一路”枢纽位置的甘肃,再度迎来黄金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