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960—1126)灭亡时,集约型农业在中国达到了顶峰,南迁的难民将种植小麦的经验也带到了南方。此外,南宋(1127—1279)仅根据秋天的收成收取赋税或地租;换言之,农民在春季或初夏的收成无须缴纳赋税。生长迅速的水稻品种传播至南方,使偏远的南方一年可以种植两轮水稻。在中国西部的某些地区,大麦成了与荞麦搭配轮作的冬季作物。
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是一把双刃剑。第一代实行轮作的农民或许从中获利颇丰,但轮作的长期影响是:粮食富余而导致人口增加;粮食的价值下降(农民需要扩大收获才能养家糊口);土壤肥力迅速耗尽。由此可见,农作物轮作带来了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和粮食的过剩,最终使农民的负担更加繁重,生活更受压迫,环境也日益恶化。
与此同时,更加丰富的食物让一部分人口从田间劳动中解放出来。空闲时间的增加让人们得以专注于手工业生产或教育研究,从而使亚洲和欧洲都迎来了艺术与创新的黄金时代。过剩的粮食往往也会投入军队建设之中,这是整个旧世界实现农业密集化的结果。军事化不可避免地扩大了冲突范围,因为维持庞大常备军的国家不可能不使用这支军队。就连强大国度的军事力量也体现了以中亚为跳板的早期植物交流模式:罗马军队以未发酵的粟米面包和粟米稀饭为食,可汗麾下的蒙古铁骑则以小麦面粉制成的饺子为食。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系列地理线路的集合,
也是欧亚大陆社会联系日益密切的发展过程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学界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对东亚、南亚和地中海的帝国及商业中心产生的影响展开。然而,随着中亚地区科学考察活动的增加,如今学者们对丝绸之路本身的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随着新考古方法的应用和多学科联合发掘的开展,将中亚先民视为古代世界边缘群体的老观念已在很大程度上遭到淘汰。过去人们认为草原游牧民族都是悍勇的战士,在庆典上用敌人头骨制成的酒杯豪饮(参见希罗多德的记载),这种印象现已被更加深入细腻的认知所取代。斯基泰文化、塞卡文化、乌孙文化和匈奴文化由一系列奉行混合经济策略的人群融合而成,他们既放牧绵羊也放牧山羊,搭配种植好几种不同的农作物。史书中斯基泰骑手穿越绵延数千公里的空旷草原的形象逐渐被取代,人们意识到,这些先民形成了由小型游牧家庭构成的广泛的社会网。
新中国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甘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地处陆上丝绸之路黄金段和“一带一路”枢纽位置的甘肃,再度迎来黄金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