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例子是郑和下西洋为什么后来进行不下去,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葛剑雄不同意弗兰科潘。他认为根本原因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跟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是不同的,“他们是为了寻找新的航路,寻找财富,殖民地,甚至是奴隶。但是郑和的任务是拿中国的钱撒到外国去,然后换来万国来朝,以他来证明明朝的伟大,特别是证明那位创造了他侄子政权的永乐皇帝的政治合法性。”
由于华夷之辨,中国古代历史上极少有主动的对外贸易,同时,也因此中国也不主动地传播自己的文化。葛剑雄打趣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在国外办过一所孔子学院。一般人都拿唐朝作为古代中国开放的典范,但葛剑雄指出,“我们历来是开而不放,没有放,放什么?唐朝可以允许外国人来,允许自己的人出去吗?不可以的。”他提到几个例子,比如玄奘是偷偷出去的,鉴真和尚是日本人再三邀请才东渡。中国不主动传播华夏文化是因为觉得这些地方是蛮夷,蛮夷不配。葛剑雄提到,对于历史上的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中央政府是不管的,也不主动在这些地方推广华夏文化,要等到这些地区完全像其他地方一样,实行改土归流,才开始在那里开学校,传播文化。
牛津学者眼中的丝绸之路:它始终都是世界运转的轴心
葛剑雄认为文化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只能是一种润滑剂而不是原动力,他认为在文化上面我们应该向费孝通先生生前提出来的一样,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大家要和谐相处,必须做到首先是尊重自己的文化,各美其美,然后也要尊重理解欣赏人家的文化,美人之美,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才能达到和谐相处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