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文学史的学者通常认为，唐代的“传奇”和明清的白话小说，构成了中国小说史的两大高峰。但如果把这两个高峰上的小说家都列出来，会发现两个作者群明显不同。

唐代的小说家，和诗人或散文家的重合度很高；明清写小说的和吟诗作文的，则很大程度上是两个不同的圈子。代表唐代散文最高水平的韩愈、柳宗元，都写过小说性质的作品。如《莺莺传》这样优秀的传奇作品，它的作者元稹也是有名的诗人。甚至，陈寅恪先生一直强调，中唐传奇的盛世是韩愈的那个搞古文运动的朋友圈，和白居易、元稹搞新乐府运动的朋友圈一手打造出来的。

明清的情况则很不同。大诗人、大文豪多半不写小说，小说家的诗文水平往往不怎么样。当然也有例外，如纪晓岚这样的人会写《阅微草堂笔记》。但正像钱锺书说的，例外的存在正是因为一般：《三国演义》《水浒传》里的许多诗简直不能以诗的标准来衡量，何况多半也不是作者自己写的。“红楼粉”当然会追捧林妹妹的诗，但如果不是和人物命运结合起来，作为BGM有效果加成，《葬花吟》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黛玉葬花。来源/电视剧《红楼梦》截图

从出身门第来讲，唐代的小说家比起明清高出一大截。

唐代小说家多出身世家大姓，参加过科举考试，很多中过进士。进入仕途后，混得好的如张说、元稹、牛僧孺等人，甚至做到了宰相级别，就算官做得不大，担任的也是很有声望的官职。

明清小说家则是落魄文人居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这所谓的明代“四大奇书”，作者是什么人都说不清楚。冯梦龙、凌濛初、蒲松龄们，家庭背景都只能算中产，在残酷的考场竞争中做了失败者。吴敬梓、曹雪芹倒是出身好，但本人都不是官场人士。无论他们的命运是不是政治黑暗、社会不公造成的，照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的有生之年的确是不如意。

当然，上面这两个区别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回事，因为有名的诗文大家，往往都有不错的社会身份。稳拿（winner）作诗文，卢瑟（loser）写小说，这是明清常态化的分工。身为比较成功的人士写小说，往往要先承认自己无聊，表示这事只是消遣，总之是有点不好意思。

明朝社会的读者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不同，或者说，明朝社会为什么造就不一样的“小说”？

首先是明清社会的识字率，比唐代高不少。唐代科举考试还不成熟，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门阀士族内部的选拔机制，对社会中下层的影响力也比较小。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滚雪球效应越来越突出。

一旦走上读书这条不归路，人生的选择实在就不多了：如果不能考中，许多人也不甘心回到躬耕务农的生活中去。前现代社会的职业选择又不是那么丰富，那么这个只考取最低一级功名、甚至秀才也没捞到的落榜生，很可能会选择成为一个教书先生，培养更多的读书人。

清代私塾下课画面。来源/网络

当然，也有很多人学习并不为考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定合同、记账目也促成很多人愿意去识字，甚至读点书。中国古代的识字率，全世界范围内长期是领先的。

从明代，更准确说是从明代中后期开始，社会上产生了一个有阅读能力、但并不因此有多高社会地位的阶层，毫无疑问，这个阶层才是白话小说消费的主力军。

第二，印刷术开始普遍应用于书籍出版。唐代雕版印刷虽然已经出现，但并不普及，而且主要印刷和宗教有关的文字和图画。要想复制文学作品，大体还是靠抄写，这就决定了书价非常高。

宋代印刷术开始普及，但还是走的较为精品化的路线，这项技术在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还没有发挥到最大。一直到明代后期发生了根本变化。

河南省中国文字博物馆清代木雕版。摄影/秋影随风，来源/图虫创意